西部新闻网讯（记者李华）提起重庆这座城市，大部分人脑海中第一印象就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的确，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这里道路弯多、坡陡、路窄、沟深，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长期面临里程长、路形险、防范难的严峻挑战，一度曾是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重灾区”。

　　据统计，自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全市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重特大交通事故52起，其中近80%集中于直辖之初的前5年，仅1998年和2002年就分别发生重大事故10起和8起。

　　不过，2005年至今，在重庆农村机动车、驾驶人分别增长7.37倍和4.58倍的情况下，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逐年下降，连续11年未发生一起死亡10人以上重特大农村道路交通事故。

　　2015年12月7日，公安部交管局下发《关于印发重庆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经验做法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交管局认真、全面学习借鉴重庆经验做法。

　　是什么让重庆农村道路交通事故从“重灾区”走向了“安全区”，又是怎样的先进经验值得被公安部推向全国？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专程赴渝调查采访，看重庆是如何破解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频发这一重大难题。

　　“生命护栏”减八千余人伤亡

　　面对长期以来复杂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重庆市鼓励各区县立足实际，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交通管理方式。起源于巫山县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队（站）就是当时探索出来的经验。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后来被推广为全国摩托车整治标准用语的这四句话，是在云阳县对农村机动车有效管理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2011年，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云阳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了“四七”要素管理方针，夯实了农村道路交通管理的基础。

　　“‘四七’要素要求明确领导‘责任’、提升监管‘能力’、强化科技‘支撑’、重视宣传‘教育’四大体系，并针对‘人、车、路、场站、运输企业、路检路查、环境条件’七个关键要素进行重点管理。”重庆市交巡警总队副总队长陈芃说。

　　“四七”要素管理方针明确了方向，指导着重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逐步走向快车道，直到“彭水会议”的召开。

　　2013年以来，作为交通事故重灾区的彭水县，在财政不足的情况下，斥资8000余万元，安装超过400公里的“生命护栏”，实现了全县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数量、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

　　2014年，重庆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会议在彭水召开。“彭水会议”结合重庆地域实际，及时分析研判，并确定了“三化六体系”的五年规划。

　　何为“三化六体系”规划呢？“它要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要保障标准化、管理规范化、手段科技化；明确了责任、监管、防控、科技、宣传、评价六大体系的具体目标，成为之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方针。”陈芃告诉记者。

　　谈到两次会议的重要地位和相互关系，重庆市交巡警总队总队长陈军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好比红军长征，‘云阳会议’就像是遵义会议，为之后的工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彭水会议’就好比陕北会师，标志着我们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是对‘云阳会议’的传承和提升，为新形势下的工作明确了更为科学的目标。”

　　财政投入是保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基础。从2009年起，重庆市、区县、乡镇三级财政分别以5000万元、200万元、10至20万元为基数，逐年加大投入，目前全市累计投入已超20亿元。

　　针对重庆90%以上的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在基础防护设施不完善的危险路段这一状况，重庆市政府于2003年启动了安装波形防撞护栏为主要内容的“生命工程”建设，作为源头治理的重要抓手。

　　截至目前，重庆市已投入36亿元，建设“生命护栏”1.8万余公里。重点路段隐患治理及护栏安装率达100%，累计避免了近4000起翻坠事故，减少了8000余人伤亡。

　　两万余名劝导员把好进出关

　　农村交通安全是一项大工程、一副重担子。“一家着急、众人看戏”，这是对当年重庆交巡警工作的形象写照。为此，重庆决定在综合治理上狠下功夫。

　　除了把“交通安全办公室”作为横向拉紧部门、纵向通达基层的有效载体，重庆市交巡警总队还建立起市、区县、乡镇3级“交安办”体系。在明确安监、公安等10部门主责的基础上，吸纳了24个市级部门参与共建。

　　然而，靠“交安办”单打独斗是远远不够的，公巡队、劝导队（站）、乡镇派出所、执法小分队及“交安办”构成了重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五支力量”。

　　目前，“党政主导、部门负责、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格局已然成形，真正把公安的事变成政府的事、部门的事，形成双向发力的良性工作格局。

　　公巡队是指导乡镇政府、派出所管理乡村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力量。

　　记者在涪陵区采访时了解到，2013年以前，涪陵区公安局白涛公巡大队辖区面临警力少、监管难、车辆呈现爆发性增长的难题。

　　依托七大公路防控系统的运用，大队已建立起镜头站岗、鼠标巡逻、色度预警、三级管控、梯度派警的勤务新模式。

　　2014年，在警力减少三分之一的情况下，白涛公巡大队辖区内交通死亡事故数量、死亡人数均有20%以上的大幅减少。　　　除了公巡队，负责村社交通安全劝导工作的劝导队（站）在重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在璧山区璧泉街道鹰嘴村交通安全劝导站采访时了解到，每逢节假日和赶场日，劝导站会有两名劝导员值守，履行“看、查、劝、宣、纠、报、封”七个劝导职责。

　　“每个劝导站每月会有来自区财政、镇街政府总共3300元的补贴，这极大地调动起劝导员工作积极性。”正在现场履行劝导职责的鹰嘴村村主任吴罡告诉记者。　　　

　　劝导站的作用到底怎样呢？一组数据打消了记者的疑问：2公里的入村道路海拔落差达到200米，劝导站设立2年以来，鹰嘴村未发生1起伤人的交通事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的积极作用。

　　截至目前，重庆市已建立农村三级劝导队（站）7172个、配备劝导员2万余人、专兼职安全员7088人，切实把好“出村关”“出镇关”。

　　不仅仅是“交安办”、公巡队和劝导队（站），负责乡村道路执法、隐患排查的农村派出所，开展综合执法的执法小分队，“五支力量”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扩大了违法打击覆盖面，大幅提升了执法效果。

　　“系统治理”强化管控手段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既不能靠“望天收”“撞大运”，也不能靠运动式的整治解决根本问题。为此，重庆市交巡警总队抓住科技、宣传、执法3大要素，在系统治理上狠下功夫。

　　如何运用科技推进管理创新呢？记者采访了解到，“点线面”管理是重庆总队应用现代化科技的重要体现。

　　在面上，研发并应用了集督检、预警等6大功能模块为一体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在线上，推进视频监控、电子卡口向农村道路覆盖延伸；在点上，加强了执法记录仪、移动执法终端等新型科技装备配备。

　　记者在白涛公巡大队办公大厅看到，工作人员随时可以视频调看公巡中队、乡镇“交安办”、农村劝导站的工作情况，并可以随时通过监控视频下达指令。

　　“这是我们正在打造的信息系统的一部分，2017年，这套系统将在全市范围内完全建立并投入使用。”重庆市交巡警总队事故处理及对策支队副支队长周文斌介绍说。

　　如何让群众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更好地参与到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中呢？重庆市交巡警总队用多层次的宣传模式给了我们答案。

　　“过往车辆我要看，有无牌照和超员……”这是巫山县建平乡瓜瓢村劝导员孙玉成围绕劝导工作创作的一段顺口溜，成了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的一段佳话。

　　不拘泥于网下的宣传模式，重庆市交巡警总队加快“互联网+”建设步伐，全力打造微博、微信“双微”精品平台。目前，“双微”平台粉丝达149万，并荣获“政务新媒体十大微信公众号”。　　

　　执法工作是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最后一道屏障，重庆市交巡警总队是如何落实执法工作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重庆总队通过策动市政府将农村道路交通专项整治纳入全市“两化一整治”重要内容；重庆市政府安委会还建立起“交安”系列部门联合执法整治机制，真正变“公安单打”为“部门共治”。

　　陈芃告诉记者，“胡子眉毛一把抓”、大呼大隆抓整治的人海战、消耗战、运动战是以往重庆市交巡警总队交通安全执法的传统模式。

　　而如今，立足“精确制导、精准打击、科学用警”，重庆市交巡警总队建立完善了“三级研判机制”，每月下发分析研判，及时发布工作指导，适时开展执法整治。

　　“事实证明道路交通事故是可防可控的。我们不敢说一定不会发生事故，但是方向对了，新问题、新矛盾就迎刃而解了。”陈军告诉记者。

　　公安部交管局一位领导在全面调研重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时，形象地概括了其他省市与重庆工作的不同：“就如同盆景与森林。在其他省市，可能个别地区工作开展的相对不错，但是在重庆，走到哪里都是同样的高标准、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