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闻网讯(记者李华)日机直逼重庆,炸弹呼啸而下,街市燃起熊熊大火,许多市民在大轰炸中受伤,此刻,一辆红十字会的救护车驶来……纪录片《苦干》中出现的大轰炸后医疗救护队的镜头,让人印象深刻。
抗战时期,在长达五年半的重庆大轰炸中,因空袭被炸而受伤的市民多达万余人。他们是如何得到救护、医治的?日前,记者采访了重庆市档案馆研究馆员唐润明。
16家重伤医院收治空袭被炸受伤市民
据介绍,当时重庆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医疗救护体系,包括组建重伤医院、成立救护队、备置救护车、组设担架队、设立治疗所和裹伤队等,其中重伤医院是救治空袭被炸受重伤同胞的最为重要的场所。
1939年9月底,重庆城区有5家重伤医院,病床400张;郊外有9家重伤医院,病床1830张,按排序分别称为“第X重伤医院”,比如位于七星岗五福宫的原市民医院,就被称为第一重伤医院。
后来,由于沙坪坝、小龙坎到歌乐山一带被国民政府划为中央迁建区,加之日机对沙磁文化区的轰炸加剧,除原位于江北潮音寺的第三重伤医院迁往沙坪坝外,歌乐山又新建了第十五重伤医院和第十六重伤医院。
截至大轰炸结束,重庆共有16家重伤医院,1390张病床,其中城区8家,南岸4家,江北1家,沙磁区1家,歌乐山2家。
救护队、救护车队、担架队协作救治伤员
救护队是直接救护空袭受伤同胞的重要基层组织。“救护队平时担任巡回医疗,如为受伤市民敷药换药、诊治轻伤疾病,协助防疫注射、预备药料等。如遇敌机轰炸,他们则会对被炸受伤市民进行抢救。”唐润明表示。
依据当时的《救护队救护工作规程》,在敌机离开但警报还未解除之前,救护队就会前往被炸灾区实施救护。
据统计,在1939年,重庆共有基本救护队25支,预备救护队27支;后经过抗战期间的多次调整,到重庆大轰炸结束后的1944年,还有救护队32支。
“在残酷的大轰炸下,重庆的救护队虽然分布广泛,但与广阔的灾区和众多需要救治的被炸受伤市民相比,仍显不足。”唐润明说,为此,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还商请各机关团体,调派车辆,编组为救护车队。
唐润明告诉记者,救护车也是在敌机离开之后出发,正如《苦干》中出现的镜头一样,可以更迅速、及时地抢救受伤市民。在1939年,救护车队共有救护车7辆,其中2辆来自红十字会。
另外,由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所设置的担架队,在每次轰炸后会奔赴各个被炸灾区,帮助救护人员将受重伤不能行走的被炸市民抬至重伤医院,同时还帮助其他救护人员运送棺材,掩埋被炸同胞尸体。救护队、救护车队、担架队相互协作,使伤员得到了较为及时的救治。
轻伤市民一律就近免费诊治
“按照当时的规定,因轰炸受重伤的市民,一律抬送重伤医院收容治疗;而对于被炸的轻伤市民,则一律实行免费诊治,并且为了方便被炸受伤市民就近就诊,当时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还设置了很多治疗所。”唐润明说。
1939年9月编印的《空袭救济工作报告》显示,当年在海棠溪、南纪门、两路口、曾家岩等地分布有12个治疗所,在空袭后帮助受伤市民进行急救及逐日换药治疗,不得收费。
档案资料显示,在1939年5月至8月,遭空袭被炸受伤的重庆市民有6015人,其中经治疗所裹伤处理的有3853人,送入重伤医院进行治疗的有1780人(其中治愈出院1447人),共计5633人,占受伤总数的93.64%。
1940年1月至8月,各重伤医院共收治被炸受伤市民2492人,其中治愈出院者1770人,因伤重医治无效死亡者223人,继续留院治疗者499人。
唐润明称,正是这样较为完善的医疗救护体系,挽救了无数被炸受伤市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