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闻网讯（记者李华）日机直逼重庆，炸弹呼啸而下，街市燃起熊熊大火，许多市民在大轰炸中受伤，此刻，一辆红十字会的救护车驶来……纪录片《苦干》中出现的大轰炸后医疗救护队的镜头，让人印象深刻。

抗战时期，在长达五年半的重庆大轰炸中，因空袭被炸而受伤的市民多达万余人。他们是如何得到救护、医治的？日前，记者采访了重庆市档案馆研究馆员唐润明。

16家重伤医院收治空袭被炸受伤市民

据介绍，当时重庆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医疗救护体系，包括组建重伤医院、成立救护队、备置救护车、组设担架队、设立治疗所和裹伤队等，其中重伤医院是救治空袭被炸受重伤同胞的最为重要的场所。

1939年9月底，重庆城区有5家重伤医院，病床400张；郊外有9家重伤医院，病床1830张，按排序分别称为“第X重伤医院”，比如位于七星岗五福宫的原市民医院，就被称为第一重伤医院。

后来，由于沙坪坝、小龙坎到歌乐山一带被国民政府划为中央迁建区，加之日机对沙磁文化区的轰炸加剧，除原位于江北潮音寺的第三重伤医院迁往沙坪坝外，歌乐山又新建了第十五重伤医院和第十六重伤医院。

截至大轰炸结束，重庆共有16家重伤医院，1390张病床，其中城区8家，南岸4家，江北1家，沙磁区1家，歌乐山2家。

救护队、救护车队、担架队协作救治伤员

救护队是直接救护空袭受伤同胞的重要基层组织。“救护队平时担任巡回医疗，如为受伤市民敷药换药、诊治轻伤疾病，协助防疫注射、预备药料等。如遇敌机轰炸，他们则会对被炸受伤市民进行抢救。”唐润明表示。

依据当时的《救护队救护工作规程》，在敌机离开但警报还未解除之前，救护队就会前往被炸灾区实施救护。

据统计，在1939年，重庆共有基本救护队25支，预备救护队27支；后经过抗战期间的多次调整，到重庆大轰炸结束后的1944年，还有救护队32支。

“在残酷的大轰炸下，重庆的救护队虽然分布广泛，但与广阔的灾区和众多需要救治的被炸受伤市民相比，仍显不足。”唐润明说，为此，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还商请各机关团体，调派车辆，编组为救护车队。

唐润明告诉记者，救护车也是在敌机离开之后出发，正如《苦干》中出现的镜头一样，可以更迅速、及时地抢救受伤市民。在1939年，救护车队共有救护车7辆，其中2辆来自红十字会。

另外，由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所设置的担架队，在每次轰炸后会奔赴各个被炸灾区，帮助救护人员将受重伤不能行走的被炸市民抬至重伤医院，同时还帮助其他救护人员运送棺材，掩埋被炸同胞尸体。救护队、救护车队、担架队相互协作，使伤员得到了较为及时的救治。

轻伤市民一律就近免费诊治

“按照当时的规定，因轰炸受重伤的市民，一律抬送重伤医院收容治疗；而对于被炸的轻伤市民，则一律实行免费诊治，并且为了方便被炸受伤市民就近就诊，当时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还设置了很多治疗所。”唐润明说。

1939年9月编印的《空袭救济工作报告》显示，当年在海棠溪、南纪门、两路口、曾家岩等地分布有12个治疗所，在空袭后帮助受伤市民进行急救及逐日换药治疗，不得收费。

档案资料显示，在1939年5月至8月，遭空袭被炸受伤的重庆市民有6015人，其中经治疗所裹伤处理的有3853人，送入重伤医院进行治疗的有1780人（其中治愈出院1447人），共计5633人，占受伤总数的93.64%。

1940年1月至8月，各重伤医院共收治被炸受伤市民2492人，其中治愈出院者1770人，因伤重医治无效死亡者223人，继续留院治疗者499人。

唐润明称，正是这样较为完善的医疗救护体系，挽救了无数被炸受伤市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