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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关区党员干部在甘工委纪念馆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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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新闻网讯（记者王冬）在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后街，有一处曲径通幽、古朴典雅、花木繁茂，占地20多亩的园子，它就是我国著名民主人士、爱国将领、甘肃省第一届政府主席邓宝珊先生的故居——邓家花园(简称邓园)。目前，邓园被辟为邓宝珊先生纪念馆，成为人们纪念、缅怀邓宝珊先生的一个去处。
但邓家花园有一段历史，或许人们还不太清楚。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中共甘肃工委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为了让后来人永远铭记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今年6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前夕，兰州市城关区在“邓园”内，建立中共甘肃工委纪念馆。
秋日，记者走进中共甘肃工委纪念馆。纪念馆负责人介绍，纪念馆以“辉煌的历程、永恒的丰碑”为主题，以文字、图片、实物为载体，以革命进程为脉络，重点展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甘肃人民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画卷。目前，纪念馆每天开放时间为9∶00—17∶00，节假日正常开放，周一闭馆进行展馆及展品维修维护。
面积不大的纪念馆不时有人走进来，听着讲解员的讲解，看着那记载着一段辉煌历程的图片、文字、实物，一幅中共甘肃工委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渐次展开……
春风西渡——五四运动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甘肃的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侵略者在中国肆无忌惮地践踏搜掠，中国这个泱泱古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辛亥革命摧毁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很快被北洋军阀集团窃取了胜利果实，中国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地处边陲、历经战乱、备受盘剥的甘肃人民，同样挣扎在死亡线上。
平地一声春雷，“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甘肃也激荡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新文化、新思想影响下，由张明道等人提议，甘肃在北京求学的热血青年率先成立“新陇社”，编辑发行《新陇》刊物，先后就甘肃政治、文化、教育、妇女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并转载了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文章。在兰州、平凉、天水、陇西、凉州、酒泉、西宁、临夏、临洮等地设立发行处，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自觉担负起向家乡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职责。这一时期，被誉为“中国反封建新女性”的甘肃女青年邓春兰给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首倡大学解除女禁，并与5名同伴千里赴京求学。1920年2月，北京大学招收了邓春兰、王兰等9名女生入学，她们成为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甘肃在北京等地求学的进步青年，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等革命组织，把马克思主义源源不断输入甘肃，进一步促进了甘肃人民的觉醒。在北京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甘肃青年张一悟、胡廷珍、葛霁云、金自山、马元凤、张雅韶、吴鸿宾、胡文斗、王孝锡、保至善等人是马克思主义在甘肃最早的传播者。
风暴乍起——大革命时期的甘肃党组织及活动
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和由此而来的革命高潮，大革命运动逐渐波及西北。1925年至1927年，中共北方区委、中共陕甘区委相继派出一批党员来到兰州，揭开了甘肃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新篇章。
1925年10月，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委派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总指挥，代行甘肃军务督办。中共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邱纪民、李印平等随军西征。他们按照李大钊的指示，与先期回到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取得联系，在兰州创建了中共甘肃第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自此，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
中共甘肃特支成立后，利用特支成员在国民军中担任的职务，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党务，建立国民党各级党部，在军内外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创办了《醒狮周刊》《革命青年》《民声周刊》等刊物，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在兰州发展了秦仪贞、王陶等一批共产党员，并积极支持甘南藏胞反对军阀压迫的斗争。
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在甘的国民军奉命东征。宣侠父等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联军各路军政治处长，遵照李大钊提出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方针，率部积极参加北伐。其间，甘肃特支广泛发动民众，参军参战，运送粮草，支援前方，使甘肃成为北伐的后方革命根据地。
为将革命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甘肃特支联合国民党“左派”，组织了“皖南会馆”事件。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断控告，冯玉祥电令将钱崝泉押解西安，中共甘肃特支的工作被迫中止。1927年2月，陕甘区委派胡廷珍、王孝锡、保至善、马凌山，以“西北政治委员会特派甘肃省党部党务委员”的身份，到甘肃重建党组织。他们到兰州后，一面恢复旧有关系，一面发展新党员，很快建立了中共兰州特支和导河(临夏)特支，并与此前建立的平凉特支取得联系，相继创办《妇女之声》《工农之声》《新陇民报》等报刊，建立共青团、青年社、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很快把全省反帝反封建的民众斗争运动推向高潮。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冯玉祥也将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暴露的党员撤离兰州，革命运动陷入低潮。
烽火陇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甘肃党组织及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胡廷珍、王孝锡等人按照陕西省委指示，回甘肃重建党组织。1927年秋，在宁县建立了以王孝锡为书记的中共宁县支部。之后，又成立中共太昌临时区委。但由于王孝锡不幸被捕，在兰州就义，临时区委消失。
为创建党的武装，陕西省委于1932年初建立了以刘杰三为书记的陇东军特委，发动陇东地区国民党军队起义。1932年至1933年，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驻甘国民党军队中的党组织发动了两当起义、靖远起义、巉口起义、西华池起义、蒿店起义、凤翔路口起义、天水起义等10多次起义，虽然这些起义多以失败告终，但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兵运工作的领导，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1932年12月，经中共临时中央和陕西省委批准，中共甘青宁特委在兰州成立，特委成立后立即整顿发展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军政上层开明人士广泛接触，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设法为共产党员谋取合法职位，为开展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在甘宁青特委领导下，1933年2月，共产党员王儒林以国民党甘肃招募专员的身份与李慕愚等10多名共产党员，在靖远北湾设立招募办事处，招募400多人，在榆中县园子岔建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4月下旬，在红砂岘(今白银市武川乡崖渠镇)休整的义勇军被甘宁青三省联军包围，义勇军指战员与敌展开血战，除少数人突围外，300余勇士壮烈牺牲，36人被捕，除王儒林、贺晋年在押解途中逃脱，孙作宾、李慕愚被组织营救出狱外，其余均被杀害。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梁干丞被捕牺牲，暴露的党员被迫转移，甘肃党的地下工作陷入低潮。
中流砥柱——抗战风云中诞生的中共甘肃工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兰州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为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党中央派谢觉哉到兰州加强甘肃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8月，派孙作宾、刘日修、刘杰等一批共产党员陆续到兰州推动中下层的抗日救亡运动。10月26日，在“八办”召开会议，成立中共兰州工委，孙作宾任书记。
1938年3月，兰州工委更名为甘肃工委，罗云鹏由延安来兰担任工委副书记。工委成立后与八路军办事处紧密合作，开展秘密工作，着重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大力宣传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成立了兰州学委、兰州市委、榆中县委等党的组织。组织创办和发行了《西北青年》《妇女旬刊》《战号》《回声》《老百姓》《热血》《抗敌》《民众通讯》《现代评坛》《苦干》《新华日报》等一批抗战刊物。积极推动建立联合剧团、西北抗战剧团、王氏兄妹剧团等抗日救亡文艺团体，深入街头、农村义演，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募集抗日资金。甘工委还推动建立了甘肃青年抗战团、妇女慰劳会、回民教育促进会、伊斯兰协会、抗敌后援会、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西北青年读书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战团体。其中，以共产党员蔺克义、罗扬实、万良才、樊大畏为骨干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在全省25县建立了72个分团，发展团员3000余人。通过大力宣传动员，大批青年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甘工委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西兰、兰新公路一线及陇南山区，工委领导也分散到各县指导工作，开辟了安西、兰州到延安的国际交通线和地下交通站，保证了苏联援华物资、往来人员及情报的通达。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甘工委的抗日活动被全面禁止，抗日刊物被查封，抗日团体被解散。工委一面加强对党员的气节教育，一面继续秘密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为争取抗战胜利努力奋斗。1940年6月，分赴各地的甘工委委员集中兰州开会，6月6日，罗云鹏家遭到搜查，住宿在其家中的李铁轮、林亦青连同罗云鹏一起被扣押。次日，罗云鹏爱人樊桂英、女儿罗力立和工委秘书赵子明也相继被捕。工委遭到破坏后，不能立足的共产党员被召回延安。被捕的同志临危不惧，大义凌然，坚决进行英勇斗争。1941年2月12日午夜，李铁轮、赵子明成功越狱，辗转到达延安。罗云鹏、林亦青因地形不熟越狱后再次被捕。在长期关押中，他们始终坚贞不屈，不为诱逼所动。1944年，林亦青被折磨致死，年仅24岁。1946年2月，罗云鹏牺牲，年仅36岁。
甘工委遭破坏后，为尽快恢复党对甘肃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1942年8月，西北工委决定在庆阳建立中共甘宁工委，负责领导甘肃、宁夏两省的抗日救亡工作。但由于延安整风运动中，甘肃等地的地下党被错误地打成“红旗党”，原甘工委在延安的党员几乎全部被关押审查，给甘肃党的工作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根据中央关于“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甘肃国统区的党组织转入分散隐蔽阶段，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谋取合法职业，争取一切可以生存的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
迎接黎明——解放战争时期的甘肃工委及主要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恢复中共甘肃工委，负责甘肃、宁夏两省党的地下组织工作，由时任陇东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书记。1946年春，西北局将孙作宾、陈成义等同志派往庆阳加强甘工委的领导工作。同年12月，西北局调整了甘工委的组织机构，由孙作宾任书记，增补徐国珍为委员，下设组织、宣传、军事、社会、秘书5个科室。甘工委恢复后，坚持以发展新的为主、整顿旧的为辅的正确方针，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相继建立了5个地级工委、17个县级工委、1300多个支部，发展党员16000余人。除皋榆工委外，各工委都建立了武装队伍，采取脱产与不脱产相结合、平时分散战时集中等灵活机动形式，打击震慑敌人。
为接应王震所部北上，开辟陇南、六盘山东西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1946年9月初，甘工委组织陇南、华平、平西工委带领各自武装共计400余人，分路打出边区，因目标过大又难以抗击重兵，不久即被国民党地方部队打散。甘工委及时总结教训，将集中出击改为分散派遣，开辟解放甘肃的第二战场。
但邓家花园有一段历史，或许人们还不太清楚。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中共甘肃工委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为了让后来人永远铭记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今年6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前夕，兰州市城关区在“邓园”内，建立中共甘肃工委纪念馆。
秋日，记者走进中共甘肃工委纪念馆。纪念馆负责人介绍，纪念馆以“辉煌的历程、永恒的丰碑”为主题，以文字、图片、实物为载体，以革命进程为脉络，重点展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甘肃人民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画卷。目前，纪念馆每天开放时间为9∶00—17∶00，节假日正常开放，周一闭馆进行展馆及展品维修维护。
面积不大的纪念馆不时有人走进来，听着讲解员的讲解，看着那记载着一段辉煌历程的图片、文字、实物，一幅中共甘肃工委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渐次展开……
春风西渡——五四运动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甘肃的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侵略者在中国肆无忌惮地践踏搜掠，中国这个泱泱古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辛亥革命摧毁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很快被北洋军阀集团窃取了胜利果实，中国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地处边陲、历经战乱、备受盘剥的甘肃人民，同样挣扎在死亡线上。
平地一声春雷，“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甘肃也激荡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新文化、新思想影响下，由张明道等人提议，甘肃在北京求学的热血青年率先成立“新陇社”，编辑发行《新陇》刊物，先后就甘肃政治、文化、教育、妇女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并转载了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文章。在兰州、平凉、天水、陇西、凉州、酒泉、西宁、临夏、临洮等地设立发行处，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自觉担负起向家乡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职责。这一时期，被誉为“中国反封建新女性”的甘肃女青年邓春兰给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首倡大学解除女禁，并与5名同伴千里赴京求学。1920年2月，北京大学招收了邓春兰、王兰等9名女生入学，她们成为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甘肃在北京等地求学的进步青年，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等革命组织，把马克思主义源源不断输入甘肃，进一步促进了甘肃人民的觉醒。在北京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甘肃青年张一悟、胡廷珍、葛霁云、金自山、马元凤、张雅韶、吴鸿宾、胡文斗、王孝锡、保至善等人是马克思主义在甘肃最早的传播者。
风暴乍起——大革命时期的甘肃党组织及活动
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和由此而来的革命高潮，大革命运动逐渐波及西北。1925年至1927年，中共北方区委、中共陕甘区委相继派出一批党员来到兰州，揭开了甘肃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新篇章。
1925年10月，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委派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总指挥，代行甘肃军务督办。中共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邱纪民、李印平等随军西征。他们按照李大钊的指示，与先期回到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取得联系，在兰州创建了中共甘肃第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自此，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
中共甘肃特支成立后，利用特支成员在国民军中担任的职务，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党务，建立国民党各级党部，在军内外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创办了《醒狮周刊》《革命青年》《民声周刊》等刊物，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在兰州发展了秦仪贞、王陶等一批共产党员，并积极支持甘南藏胞反对军阀压迫的斗争。
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在甘的国民军奉命东征。宣侠父等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联军各路军政治处长，遵照李大钊提出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方针，率部积极参加北伐。其间，甘肃特支广泛发动民众，参军参战，运送粮草，支援前方，使甘肃成为北伐的后方革命根据地。
为将革命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甘肃特支联合国民党“左派”，组织了“皖南会馆”事件。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断控告，冯玉祥电令将钱崝泉押解西安，中共甘肃特支的工作被迫中止。1927年2月，陕甘区委派胡廷珍、王孝锡、保至善、马凌山，以“西北政治委员会特派甘肃省党部党务委员”的身份，到甘肃重建党组织。他们到兰州后，一面恢复旧有关系，一面发展新党员，很快建立了中共兰州特支和导河(临夏)特支，并与此前建立的平凉特支取得联系，相继创办《妇女之声》《工农之声》《新陇民报》等报刊，建立共青团、青年社、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很快把全省反帝反封建的民众斗争运动推向高潮。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冯玉祥也将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暴露的党员撤离兰州，革命运动陷入低潮。
烽火陇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甘肃党组织及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胡廷珍、王孝锡等人按照陕西省委指示，回甘肃重建党组织。1927年秋，在宁县建立了以王孝锡为书记的中共宁县支部。之后，又成立中共太昌临时区委。但由于王孝锡不幸被捕，在兰州就义，临时区委消失。
为创建党的武装，陕西省委于1932年初建立了以刘杰三为书记的陇东军特委，发动陇东地区国民党军队起义。1932年至1933年，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驻甘国民党军队中的党组织发动了两当起义、靖远起义、巉口起义、西华池起义、蒿店起义、凤翔路口起义、天水起义等10多次起义，虽然这些起义多以失败告终，但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兵运工作的领导，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1932年12月，经中共临时中央和陕西省委批准，中共甘青宁特委在兰州成立，特委成立后立即整顿发展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军政上层开明人士广泛接触，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设法为共产党员谋取合法职位，为开展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在甘宁青特委领导下，1933年2月，共产党员王儒林以国民党甘肃招募专员的身份与李慕愚等10多名共产党员，在靖远北湾设立招募办事处，招募400多人，在榆中县园子岔建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4月下旬，在红砂岘(今白银市武川乡崖渠镇)休整的义勇军被甘宁青三省联军包围，义勇军指战员与敌展开血战，除少数人突围外，300余勇士壮烈牺牲，36人被捕，除王儒林、贺晋年在押解途中逃脱，孙作宾、李慕愚被组织营救出狱外，其余均被杀害。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梁干丞被捕牺牲，暴露的党员被迫转移，甘肃党的地下工作陷入低潮。
中流砥柱——抗战风云中诞生的中共甘肃工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兰州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为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党中央派谢觉哉到兰州加强甘肃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8月，派孙作宾、刘日修、刘杰等一批共产党员陆续到兰州推动中下层的抗日救亡运动。10月26日，在“八办”召开会议，成立中共兰州工委，孙作宾任书记。
1938年3月，兰州工委更名为甘肃工委，罗云鹏由延安来兰担任工委副书记。工委成立后与八路军办事处紧密合作，开展秘密工作，着重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大力宣传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成立了兰州学委、兰州市委、榆中县委等党的组织。组织创办和发行了《西北青年》《妇女旬刊》《战号》《回声》《老百姓》《热血》《抗敌》《民众通讯》《现代评坛》《苦干》《新华日报》等一批抗战刊物。积极推动建立联合剧团、西北抗战剧团、王氏兄妹剧团等抗日救亡文艺团体，深入街头、农村义演，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募集抗日资金。甘工委还推动建立了甘肃青年抗战团、妇女慰劳会、回民教育促进会、伊斯兰协会、抗敌后援会、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西北青年读书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战团体。其中，以共产党员蔺克义、罗扬实、万良才、樊大畏为骨干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在全省25县建立了72个分团，发展团员3000余人。通过大力宣传动员，大批青年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甘工委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西兰、兰新公路一线及陇南山区，工委领导也分散到各县指导工作，开辟了安西、兰州到延安的国际交通线和地下交通站，保证了苏联援华物资、往来人员及情报的通达。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甘工委的抗日活动被全面禁止，抗日刊物被查封，抗日团体被解散。工委一面加强对党员的气节教育，一面继续秘密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为争取抗战胜利努力奋斗。1940年6月，分赴各地的甘工委委员集中兰州开会，6月6日，罗云鹏家遭到搜查，住宿在其家中的李铁轮、林亦青连同罗云鹏一起被扣押。次日，罗云鹏爱人樊桂英、女儿罗力立和工委秘书赵子明也相继被捕。工委遭到破坏后，不能立足的共产党员被召回延安。被捕的同志临危不惧，大义凌然，坚决进行英勇斗争。1941年2月12日午夜，李铁轮、赵子明成功越狱，辗转到达延安。罗云鹏、林亦青因地形不熟越狱后再次被捕。在长期关押中，他们始终坚贞不屈，不为诱逼所动。1944年，林亦青被折磨致死，年仅24岁。1946年2月，罗云鹏牺牲，年仅36岁。
甘工委遭破坏后，为尽快恢复党对甘肃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1942年8月，西北工委决定在庆阳建立中共甘宁工委，负责领导甘肃、宁夏两省的抗日救亡工作。但由于延安整风运动中，甘肃等地的地下党被错误地打成“红旗党”，原甘工委在延安的党员几乎全部被关押审查，给甘肃党的工作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根据中央关于“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甘肃国统区的党组织转入分散隐蔽阶段，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谋取合法职业，争取一切可以生存的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
迎接黎明——解放战争时期的甘肃工委及主要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恢复中共甘肃工委，负责甘肃、宁夏两省党的地下组织工作，由时任陇东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书记。1946年春，西北局将孙作宾、陈成义等同志派往庆阳加强甘工委的领导工作。同年12月，西北局调整了甘工委的组织机构，由孙作宾任书记，增补徐国珍为委员，下设组织、宣传、军事、社会、秘书5个科室。甘工委恢复后，坚持以发展新的为主、整顿旧的为辅的正确方针，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相继建立了5个地级工委、17个县级工委、1300多个支部，发展党员16000余人。除皋榆工委外，各工委都建立了武装队伍，采取脱产与不脱产相结合、平时分散战时集中等灵活机动形式，打击震慑敌人。
为接应王震所部北上，开辟陇南、六盘山东西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1946年9月初，甘工委组织陇南、华平、平西工委带领各自武装共计400余人，分路打出边区，因目标过大又难以抗击重兵，不久即被国民党地方部队打散。甘工委及时总结教训，将集中出击改为分散派遣，开辟解放甘肃的第二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