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闻网讯 黄道乡白屋场村村民梁先银的父母。付完8.8万元购房款，梁先银已没有余款应对父母突发疾病等费用。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摄

因地质灾害陷入贫困，贵州省铜仁市松桃县马鞍村曾尝试多个“扶贫”政策未果，最终选择“扶贫生态移民”。期间，一些村民因经济困难，无法搬迁，未能从扶贫工程受益。在建设中，因地方匹配资金压力大，住房补贴款大多由农民垫付，搬迁资金成为移民过程中的瓶颈。

贵州省2012年5月启动“扶贫生态移民工程”，计划在9年内，用1600亿元，将贵州省200万贫困人口搬迁到城镇地区，通过城镇化消减贫困。

对于如何保障移民未来的生活，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办主任认为，关键还是解决就业机会。

65岁的村支书向功斌有两个家。

一个是贫困的“老家”，位于马鞍村，地处贵州与重庆交界处，交通闭塞，2012年才修通进村道路。

另一个是作为移民，刚搬迁的“新家”，位于松桃县迓驾镇友谊街，与重庆市秀水县一桥之隔，繁华集镇。

在这个处处可见“减贫脱帽”标语的松桃县，近年来，当地开始尝试将像向功斌一样的贫困人口迁出大山，落脚迓驾镇移民村。

向功斌所在的松桃苗族自治县，属于中国扶贫重点县之一，数据显示，目前松桃县贫困人口仍有25万左右，贫困人口发生率为38.2%。

2012年5月，贵州省实行“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将搬迁范围扩大，试图用9年时间，将省内三大集中连片贫困区、居住深山区、石山区的200万贫困人口搬迁到城镇地区，彻底告别贫困。

因灾返贫的村庄

马鞍村灾后土地锐减，人均耕地不足两分，种地仅能维持温饱

距松桃县城40公里的马鞍村，至今未通车。从国道抵达山脚，翻过一座山头，才能到向功斌的家。

村里300多户人家散布沟谷，几行木制房屋交错排列，屋后是结冰的水田。

1991年，马鞍村所在的松桃县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后，近10年，国际援助项目、农业部扶贫项目等资金向松桃重点倾斜，每年投资均在1亿元以上，投入各个村落的道路建设、产业扶贫等。

1994年，在国家“八七攻坚扶贫计划”中，马鞍村被列为贫困村。向功斌说，不过与周围7个村寨比，还被认为是“生活最好”的地方。

然而，1999年，一场特大山体滑坡改变了马鞍村。

村支书向功斌说，马鞍村900亩的土地被淹400亩，4个寨子两个彻底被毁，一半房屋被埋进泥土，一并消失的还有原本稀缺的农田。

灾后，马鞍村土地锐减，人均耕地不足两分，种地仅能维持温饱。处处是陡坡，连扎帐篷的平地都很难找。

时任迓驾镇党委书记的刘仁美注意到，灾后，马鞍村更多村民选择到邻近的重庆，花四五千元买二手木房，拉到马鞍村拼一住所。有人因钱不够，木房子的背面立不起来，搬来救灾帐篷，搭起一面简易墙壁，一住10多年。

迓驾镇副镇长孙华辉说，灾后的马鞍村变成迓驾镇最穷的村庄，陷入贫困。这些年，尽管很多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在镇里仍处于中下游水平。

“救急，但救不了穷”

龙再兴分析说，项目引进后，对村民缺乏培训，技术跟不上，最后产业扶贫只能打水漂

灾后很长一段时间，“扶贫”成为马鞍村的主题。

自滑坡灾害后，马鞍村获得更多扶贫支持。“但凡能想到的扶贫政策，都往马鞍村上靠。”时任松桃县扶贫办主任龙再兴说。

马鞍村村民曾一度在退耕还林上享有“特权”。只要村民到滑坡后的山地上开垦，迓驾镇便将坡地算作耕地，按每亩一年219元的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发放。

同时还进行产业扶贫。当时，在畜牧局工作的龙再兴(后任松桃县委宣传部长，现在松桃县生态移民扶贫办工作)曾和同事赶着100头良种猪进村，分给村民。“当时想一家养一头，覆盖全村，虽不能脱贫，至少可以改善生活。”龙再兴说。

不过，因技术匮乏，对当地环境不适应，规模化养猪的目标不了了之。

此后，当地还曾大规模种植李子树。2001年冬，松桃县通过筹措资金，购买1万株李子树苗，无偿送给马鞍村村民，让村民生产自救，保持水土，农业局无偿提供磷肥给山坡打底。

李子丰收时，向功斌一家曾采摘6000多斤李子，每天到周边不同集市卖，赚了5000元，在当时，这几乎是当地村民两年的年均收入。

不过，马鞍村的好光景只持续了一两年，后来，李子树的果子变小，产量降低。龙再兴分析说，当时试图进行产业扶贫，项目引进后，对村民缺乏培训，技术跟不上，最后扶贫只能打水漂。

2006年开始推行农村低保政策，考虑到马鞍村的情况，马鞍村享有低保人数比其他村庄要多。“也没有别的办法，救急，但救不了穷。”迓驾镇副镇长孙华辉说。

搬或不搬？

当地官员称，在铜仁也有家庭因经济原因，无法落脚城镇，未能从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中受益

2006年，一个消息考验着向功斌，也考验着马鞍村的村民。

当年，松桃县为马鞍村确定28个“灾害安置”移民指标，在迓驾镇中心位置要建10多栋移民楼。马鞍村村民支付3.9万元，可获一套由当地政府统建的80平米房子和30平米门面。

当时，向功斌已到山上建新房子，主体基本完工，拉来装修材料准备装修，这让他很为难，“搬还是不搬？”

“村民心里肯定不愿意。刚搬到山上，又得搬出山里？”身为村支书的向功斌只能硬着头皮挨家做工作。

村民们说：“没了这点土地，吃水吃菜，哪一样不得花钱？不去。”那段时间，村民见他来劝说，都绕道离开。

无奈，向功斌先做表率，从银行贷了4万元，头一个报名搬到镇里。经过4个月劝说，28户移民的最后一家终于搬家，向功斌长舒一口气。从2008年正式搬迁，到2011年结束，搬迁三年，28户才落脚城镇，新村的名字叫“友谊街”。

搬迁后，借着三省交界、流动人口多的优势，第一批28户移民安置户在镇上做起木材加工、餐饮、零售等生意，“友谊街”渐渐热闹起来。

如今，向功斌每年收3000元房租，妻子还有一个公益性岗位，在镇里做清洁工，每月收入700元。

因之前的示范效应，到2011年，第二批“异地搬迁”启动时，村民开始主动报名，共有32个名额，缴纳5万元，可获得80平米住房和30平米门面。

不过，当地还有一部分村民，因经济条件无法搬迁。

迓驾镇马鞍村村民向德凤在村里最穷。“不是我不想搬，是没钱搬不了。”今年65岁的向德凤说。铜仁市扶贫生态移民办一官员称，在铜仁不少山区，有因经济原因，无法迁出大山，落脚城镇，未能从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中直接受益。

贵州省筹划，搬迁村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后，将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转包、出租、转让，收益归原农户所有。比如马鞍村计划将“移民”留下的土地重新流转整合，租给剩余村民耕种。 事实上，像向德凤一样贫穷无法搬迁的村民，也拿不出钱租耕地。并且，在马鞍村的移民中，真正放弃土地的人极少。这仍是一道难题。

尝试以城镇化消减贫困

按规定，搬迁居民可以选择成为城镇居民，也可以保留农村户籍

“异地搬迁”试点在2012年继续扩大。去年5月，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启动，计划在9年时间内，将200万人陆续从贵州的深山区、石山区搬迁到城镇地区。

这次不再由当地政府统建，而是由马鞍村村民自建，贵州省提供土地、基础设施以及人均1.2万元的住房补贴。

算上前两次搬迁，马鞍村村民已离开四分之一。“为了孩子，迟早也得搬。”村民向德辉说。

贵州省试图以城镇化方式消除贫困，此次移民涉及贵州9市、州，其中铜仁市有30万人需外迁，各个移民点的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部分乡镇从2012年年底开始移民试点搬迁。

另一个距铜仁市区最近的黄道侗族乡，共31个组、1900多户作为移民要搬迁。
    第一批要搬迁155户，搬迁时间最初定在2012年底，迁至黄道乡镇中心的移民新村。“原本计划仅有100户移民搬迁，但因为村民自发要搬，数字一下增加到155户。”黄道乡乡长刘祖辉说。

在黄道乡，三条河流分割出三座山脉，村寨遍布沿途的山坳、溪谷，滑坡、洪涝灾害频发。此前数十年，黄道乡曾有5次异地搬迁，涉及2600人。“但因为都是自搬自建，效果不明显。”刘祖辉说。

此次扶贫生态移民，则由村中统建，规划一致，每户搬迁居民将有一套105平米住房和一个30平米门面。

按贵州省生态移民项目的规定，搬迁居民可以选择成为城镇居民，也可以保留农村户籍。未来，可以参加技能培训，还有可能得到一个公益性工作岗位。

不过，原计划2012年底入住，因安置点房屋未完全建好，搬迁时间被推迟。

搬迁资金的压力

有官员坦言，因地方匹配资金压力大，住房补贴款农民先垫付，等房子建好再由政府发放

付完8.8万元的购房款，黄道乡白屋场村村民梁先银说，他没有余款购置年货，以及应对父母突发疾病等意外费用。

这是生态移民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补贴款数额较少。

黄道乡乡长刘祖辉说，搬迁计划公布后，乡里信用社门口排起长队，都是村民为买房来办贷款的。

在迓驾镇移民村，马鞍村村民杨昌俊已在自家新建的小楼上花费20万，贷款10万。杨昌俊也拿不出钱装修，他打算明年在周边打零工，顺便自己装修房子，节省人工费。

按贵州省对移民搬迁的补贴规定，每人建房补贴1.2万元。周围的配套设施等由当地政府解决。

若愿将迁出地的土地流转或退耕还林，移民还能够得到一笔来自土地的收入或补偿。

尽管有补偿，但移民搬到城镇，按人均住房面积20平米标准来算，一个四口之家至少需要80平米，再加上一个门面，房子造价至少10多万元。实际上，政府的补贴并不足够建房，还需要移民负担大部分费用。

面对资金压力的不仅是移民，还有基层政府。

2012年，移民人均1.2万元的住房补偿款，市(州)、县分别要负担1500元、3500元。而征地及前期工作，仍需按人均1000元的标准由市(州)、县(市、区、特区)财政补助。

不少基层政府官员坦言，因地方匹配资金压力大，住房补贴款基本是农民先垫付，等房子建好再由政府发放。

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办主任付贵林解释称，目前只能通过社会投资、善款以及银行贷款来筹集资金，对农户采用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法，先把能搬的搬出来。

“目前我们正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争取国家给予支持，同时省财政也会进一步配套资金，减轻州、市、县的压力。”付贵林说。

移民的新出路

此前两次移民聚集的民族风情街，现已成为繁华市镇，这增加了后来移民们的信心

作为移民，黄道乡村民梁先银的心情很复杂，离开土地，将来的就业和生活都是未知数。背负着5万元贷款，这让他陷入焦虑。

“父母都生病，没法安心出去打工。”他计划到时租出铺子，但种地的收入以及商铺的租金能否偿还贷款，他并没有把握。

黄道乡乡长刘祖辉说，等到移民搬迁后，每逢赶集日，周边8个乡镇会有七八千人，不愁商铺没客源。

松桃县扶贫生态移民办官员称，整个松桃县28个移民点，多依托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解决移民生存问题。

向功斌的新故乡“迓驾镇移民村”，是贵州和重庆交界处，交通便利，村头的石桥上立着一界碑，上书“一脚踏两省”。驱车数公里，抵达湖南省旅游胜地边城。迓驾镇政府计划借助三省交界的区域优势，发展商品集散地和旅游业。

此前两次移民聚集处的民族风情街，现已成为繁华市镇，这增加了后来移民们的信心。

在马鞍村外的坡地上，已竖起了一块“乌江实业”的工程牌，两到三年后，一个电解锰厂将出现在这里。据当地扶贫官员介绍，届时可解决2000多名周边村民的就业问题。

不过，在工厂建设期间，村民仍要凭借自己能力，在土地之外设法谋生。

■ 对话

移民中最难的还是资金问题

1600亿每人补贴1.2万元

新京报：2012到2020年，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办将投入1600亿资金，这些资金来源是什么？

付贵林：这1600亿包括住房301.29亿，征地269.70亿，基础设施241.17亿，其余还有产业发展、技能培训，土地整治，生态建设以及不可预见费等。

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补助资金、地方财政资金、部门整合、银行贷款、企业投资、社会捐助等。

新京报：资金具体到每个移民家庭，会有什么帮助？

付贵林：就是人均住房，按每人1.2万的补贴发放。2012年来自中央异地扶贫搬迁的补助是6000元，贵州省补1000元，另有市、州、县的补助5000元。另外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培训，都由政府负责。

新京报：在贵州，对200万移民的搬迁是否意味着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

付贵林：我们尊重移民的意愿，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成为城镇居民。选择成为城镇居民，我们逐步解决他的户籍、社会保障、福利等问题，享受城镇居民待遇。但现在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比较优惠，有些人可能还不愿意转为城镇人口。

未来出路

“最关键还是解决就业”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目前的移民搬迁，实质上最穷的人仍未受益，你怎么看？

付贵林：原则是先易后难，并不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搬出来。现在刚刚起步，让有一定实力的先搬。

新京报：那“最穷”农民的脱贫问题如何解决？

付贵林：部分人搬出后，山里的耕地能承包或流转，剩余的人发展空间大了，可以凭土地获得更多的收入，或通过提供劳动力获得劳务收入，这很快就带起来了。

新京报：让移民稳定生活，最重要问题是什么？

付贵林：要让他们能融入到新的地点去、融入新的生活方式、文化、民族习俗等。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就业，跟上保障，我们会提供技能培训，就业岗位，逐步引导。

新京报：基层政府普遍反映资金压力大，你怎么看？

付贵林：我估计，去年执行州市县每人5000块的配套资金有些地方可能跟不上，没有完全到位。2013年，这1.2万元的住房补助，就不再让州市县来出钱，让中央和省财政来承担。

新京报：整个生态移民项目实行中，你认为最难的是哪部分？

付贵林：还是资金问题。2012年的移民政策规定，要协调省市各部门，州市县配套。州县市的压力最大。

省市相关部门有认识，但一涉及划拨资金，配套到移民安置点上就很难。

所以，还需要加强协调，经常性、制度化地给他们提供信息，随时让他们掌握情况，争取更多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