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重庆贵州两地主官调整很受关注。
政知见也非常关注，毕竟刚从贵州出差回来没多久。政知君出差去的这个活动，贵州的党政一把手也都有参加。这是一场高规格会议——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出席的人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郭声琨，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央政法委委员周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央政法委委员曹建明，
中央政法委委员汪永清、陈文清、张军、王宁、宋丹、黄明，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省长孙志刚。
当然，政知君要说的是这场会的内容，在以大数据知名的贵州，会上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可以防止因证据收集、审查不全面不规范而导致的冤假错案。可能你会好奇：大数据如何防止冤假错案？以后就是机器人办案了？政知君在贵州这几天做了系统了解。
证据缺失不能进入下一环节
提到冤假错案，不少人对聂树斌案仍记忆犹新。
去年12月，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改判无罪的主要理由中，有这样一句话：
“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提出，以往的冤假错案往往基于证据规则不统一，证据审查不全面，证据取证不规范等原因，造成一些案子开头错、一路错、错到底。贵州的大数据司法试点，探索利用大数据解决“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难题。
贵州在全国率先尝试制定了公检法三家办案的“证据标准指引”系统，运用大数据将要素化、结构化的证据标准嵌入到办案系统中。
“系统指引司法机关如何正确地收集证据、采信证据和固定证据。”贵阳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丁泽军说，系统主要解决证据有无的问题，对关键要素或证据缺失的案件，由计算机控制禁止进入下一个办案环节，解决“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难题。
合理怀疑不排除系统会报警
在大数据系统中，检察官办案的过程全程数据留痕，系统会提示侦查人员必须排除合理怀疑。
“如果检察官没有排除合理怀疑，系统会预警。”贵州省检察院检察信息中心主任冯涛说，风险点高的地方可能需要案件退查来补全补强证据，法律适用问题等则可以通过检察官联席会议等方式解决。
今年3月，贵州省还上线了“证据程序性审查预警模块”，探索大数据在侦查监督工作中的应用。一旦出现预警，检察官会根据系统提示进行核查。
什么样的情况会预警？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公诉部检察官张伟给政知见举了个例子：系统通过筛查案件的辨认笔录或搜查笔录，发现一个见证人在不同案件中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系统会预警。
“我们就会起疑，他有没有可能是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张伟说，“根据法律规定，侦查部门的人不能作为见证人，见证人必须是与本案没有牵连的人。”
就上述情况而言，检察官核查后，会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一旦发现是非法证据或瑕疵证据的，就需要排除。
“最后做决定的仍然是检察官”
传统的工作模式，录入、粘贴等“体力活”耗费检察官过多精力，大数据让司法人员从大量的“体力活”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审查案件的定性、证据的采信、法律的适用等问题。
2016年2月，贵州获批建设全国第一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2016年9月，集大数据分析服务系统、大数据司法办案辅助系统、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等系统于一体的“贵州检察大数据应用中心”建成投入使用。
通过大数据的应用，贵州省将三级检察院历史案件数据进行采集，形成“案件大数据”，通过大量同类案件数据的分析，梳理出影响案件质量的要素，建立起案件犯罪事实情节、证据材料与对应法律法规的关系网络，解决类案不同办、类案不同诉的问题。
“大数据只是给出参考，最后做决定的仍然是检察官。”冯涛说，大数据是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对未来的趋势进行预测和预判，但是司法办案追求的是对个案的精准，除了法律效果外，还有社会效果，还有对其他人的教育引导作用。
“法律不是僵化的条文，也不是用过去办理的案件数据就能够完整诠释的。”他说，“这和下围棋不一样，阿尔法狗可以下围棋，是因为围棋规则几百年都没有变过。但是办案不一样，特别是大陆法系，几乎没有人会用100年前的案件来指导现在的案件。”
对是否可能出现机器代替人来判案，冯涛直言，“我们反对机器代替人。”
“检察官的每一步都需要极其慎重”
7月11日，大检察官研讨班在贵阳开班，研讨班再次提到要“深入研究运用大数据”，“要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
2017年也是贵州全省检察机关“大数据应用推进年”，如何理解大数据至关重要。
“信息化和大数据，前者是把原来的业务由线下搬到线上，关注点在于业务流程的网上实现，但是大数据关注的是数据本身，通过数据碰撞和分析，改造和优化原来的业务，创造出新的业务，这才是大数据。”冯涛说。
虽然贵州是大数据使用上的先行者，大数据的司法试点也遇到不少难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传统的挑战”，冯涛说，原来检察官已经习惯自己原有办案模式，现在要求用大数据系统，会改变其原有模式，检察官的每一步都需要极其慎重，同时客观上系统在使用初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检察官工作量。
“大家会适应吗？”面对政知见的提问，冯涛说，“只要方向没错，就慢慢适应吧。现在是一个过渡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