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以来，“黄祸”这个词在拥有亚洲殖民地的国家中被广泛使用，这个词在当时经常与一些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说法联系在一起，它们包含了一些用来形容昆虫的隐喻，因为东亚大国的人口密度已经使其不堪重负。今天，这些说法很难直接被人接受，但在用所谓玩笑的口气描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时，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了它们的身影。流行的口头禅是经久不衰的，并为有关中国的惊人发展的争论提供了原料：中国人发现自己被赋予了一些与生俱来的优点和缺点，这使他们成了“特别的”民族。他们灵巧，顺从，善于仿制别人发明出来的东西并达到几乎相同的品质，但是缺乏想象力。如此一来，在中国建成的商业中心都是“华而不实”的，中国的某个大众作家只是“狡猾的文笔拙劣的人”，文化演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维持不断创新”，手机使用者“尤其喜欢在公共场合玩弄手机，并很可能一个电话也不打”(而在其他国家里所有相似的情况都只是纯粹的巧合)。中国人增长的消费变成了“几亿个个体令人厌恶的大量消费”，娱乐场所诸如电影院或卡拉OK不遵守安全标准，“只要这灯红酒绿能让不知情并且渴望找点乐子的顾客一见钟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近来越来越多的对中国发展的诋毁，总是把那些人们在发达国家同样也可以看到的现象或行为归咎于中国，就好像是中国的特产一样。

　　卖淫、无家可归者、工作非常不稳定的劳动者、数百万工人社会保障的缺失、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确实都是中国政府要解决的，但它们并不是中国的改革所特有的。25年来中国有3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而美国的劳动者发现对于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工薪族来说，他们的年工资在1973到1999年之间下降了大约4500美元。问题绝对不在于否认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的重要性，而是要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只有短短的25年时间，比美国晚了一个多世纪。后者至今仍然忍受着社会和经济的弊端和不正常，以他们的发展水平，这些都是早该解决的问题。

　　很明显，西方某些领导人对中国的部分攻击，其目的或是为了掩盖他们现在的行为，或是为了让人们忘记他们的历史。至于欧洲政府，他们指责中国在非洲不保护环境，不尊重劳动者权利。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指责中国在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此举企图让人忘记他们在非洲犯下的历史罪行、可耻的失败和斑斑劣迹。

　　西方一直利用“政治上正确”来干涉别国的很多领域。而打击中国也演变成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记者关注的焦点。 “政治上正确”的思想能够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也是一种因循守旧的表现，人们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仍然对中国保持陈旧的看法。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人想深入了解中国，对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他们通常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只有电视、报纸、杂志，而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增加电视台的收视率，媒体的负责人仅仅把一些能得到好处的信息放在了首位，火车晚点之类的消息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焦点”。

　　还有人挑剔中国还没有做到自由的民主政治，我要申辩的是，这仅仅是因为它特殊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反，苏联倒是彻底学习了“自由民主”，但是给它带来的只有快速解体。中国则抛弃了这些“政治集团”的条条框框，也不照搬、接受西方社会的体制，它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和历史背景及传统相关的体制，这种体制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激励中国发展的催化剂。而西方媒体则制造出这样一种假象：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不同，因此它对西方的发展也没有任何的积极作用。另外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将会带给中国人幸福。这两种观点从未达成共识，而且也越来越呈现一种对立状态。

　　在欧洲应当有一些能缓和这种诽谤中国体制言论的声音。事实上，欧洲国家和中国并不是敌对的，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媒体和议会都没有这么强烈地反对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都为中国古老而悠久的文化所深深吸引，也非常钦佩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通过无限的活力和勤奋刻苦所取得的经济飞跃。欧洲人讥讽美国人的文化通常会说：他们能称霸因为年轻。中国则不同，它和欧洲一样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二者之间，一定能够找到彼此政治和经济的融合点。

　　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从今以后，世界需要中国”的共识。当然也有一些敌对势力在不停地诋毁中国，“揭发”中国的所谓缺点、社会矛盾及失误，但是中国也只是“一笑而过”。中国不会因为西方一成不变的偏见而感到沮丧，毕竟西方国家在14世纪就已经诞生了发展的思想，而中国发展的速度却是西方国家不能比拟的。▲（作者是法国汉学家，著有《中国的威胁？》。（责任编辑：海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