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这里是合作社的一个基地，养了2000多头野山猪，运送饲料的车辆和前来参观的人群太多，曾使负责技术管理的“宫教授”头疼。
而现在，墙上的各种规章制度依稀可见，但室内已是空空荡荡，翻倒的药瓶和杂物散落一地。
成立刚刚一年，合作社就被查封了，生产资料被拍卖，而合作社的领导人进了监狱。
2011年7月9日，沈阳市和平区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将孙遵立等6名合作社领导悉数判刑。
他们提出了上诉。
2011年11月2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和宫运清一样，数千名社员关注着合作社的命运，他们到今天也弄不明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 《合作社法》）进行的投资、生产、经营，怎么就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博惠合作社的“模式”
《合作社法》自2007年7月1日起实施，规定了社员向合作社出资的义务，以及承担盈余和亏损的责任。《合作社法》的制度创新，被很多人视为农民增收、企业发展的希望，一时风生水起。
辽宁博惠特种野山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博惠合作社）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2007年9月24日，由孙遵立、任义成等30人共同发起、依照规定在沈阳市和平区工商局注册。
合作社理事们的想法，是把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再与相关企业联合，形成融资、生产、销售一条龙，试图解决单家独户无法与大市场适应的问题，搞商品化、集约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
博惠合作社选择了国家98科技星火推广项目，将特种野山猪养殖作为主营业务，有其独特考虑：特种野山猪养殖被列为“星火计划”推广项目，已有十多年时间，各地虽然都有养殖，但都不上规模，全国数量不过20万头，而市场需求巨大。
博惠合作社的规划是 “打造全民健康产业民生工程”：以特种野山猪养殖为龙头，带动有机饲料种植，最终把有机肉推向市场；种植有机饲料作物，可开发有机食品，这是一条饮食健康产业链。
合作的方式起初有两种：一是社员出资的经济合作，二是社员出力的生产合作。以后还考虑增加专利、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合作和生产资料实物合作等。
博惠合作社针对养殖企业资金不足、销路不畅两大难题，鼓励有经济条件没有饲养条件的社员出资，与有养殖条件的企业合作，收益共享；针对有养殖条件的农户，采取交付押金、领取种猪进行饲养的方式，生产的仔猪全部由合作社按保底价回收。
“博惠模式”是这样的：社员把钱投资给合作社，然后由合作社投资给养殖场，养殖场按照约定，返还给合作社利润，合作社再把这部分利润分配给社员。
入社申请书写明了回报率：饲养一头特种野山猪生产成本1000元，其中种猪400元，饲料400元，其他费用200元；按养殖周期8个月计算，毛猪体重达到90至100公斤，每公斤最低售价20元，毛收入2000元，扣除成本，投资回报率为100％；出资者和养殖场各得50％的盈余。
结算周期是9个月：出资额1万元以上的，按出资额每月返还10％的信誉保证金，第九个月一次性结清本金和盈余；出资额低于1万元的，按9个月一次性返还本金和盈余。
这意味着投资一万元，9个月后，可以得到1．5万元；成员企业的回报率和投资者相同。有关部门后来正是据此认定，博惠合作社负责人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博惠合作社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立刚刚一年，申请入社社员已达5000多人，入社成员企业10家，存栏特种野山猪6万头。合作社直属成员企业有四个，都拥有一流生产线和包装线：一是辽宁阜蒙县北方特种野山猪繁育中心，占地面积达150亩；二是辽宁法库县特种野山猪养殖和饲料生产基地，占地面积130亩；三是辽中刘二堡大型养殖场，占地面积150亩；四是四川澳士达牧业有限公司，占地面积107亩。
合作社的章程对入社比例做了规定，农民社员不得低于80％，非农社员不得超过20％，社员企业占5％。
社员遍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等21个省份，有些人实力雄厚，但多数人的经济基础薄弱。
郝亚萍是辽宁省本溪市的一个主管护师。她看到博惠模式的材料后很感兴趣。特地到沈阳参观了总部和刘二堡养殖基地，坚定了信心，先后投入52万元。
辽宁丹东的赵晓娥胆子稍大，她把父亲开纺织厂多年的积蓄都投入到合作社，总额200多万元。
丹东的阎淑慧13岁下乡，23岁回城参加工作，但不久企业就倒闭了，靠给人打零工维持生计，家有92岁的老母，女儿待业在家，日子艰难。2008年8月，她投入了10万元，指望挣点钱，贴补家用。
56岁的韩卿家住本溪平山区，她也投入了10万元。而丹东的郭强身为理事，则卖了自己家的房子，全部投到合作社里。
吉林的刘庆华原来也有一个野山猪养殖场，合作社和他的农安龙源特种野山猪养殖公司达成了合作养殖协议，即9个月50％的利润。起初，有人对50％的利润表示怀疑，但他仔细认真研究了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后，认为按商品猪8个月出栏，第九个月销售获得利润，养殖户和出资者各得50％是有保证的；如果市场价格高，利润空间甚至更大。合作社给他猪苗，9个月后将成品猪返还给合作社，得到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走品牌化专卖店以后，特种野猪肉也许卖到每公斤60元。他个人当时养了500多头。
合作社还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但没有银行贷款，也没有向政府要过扶持。在合作社理事长和理事被抓以前，合作社没有欠社员一分钱，月月都按照承诺的时间和金额返还，社员也对合作社、对特种野山猪养殖项目信心满满。
短短时间，博惠合作社成为全国最大的特种野山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取得了有机养殖和有机玉米种植证书和“博惠康”品牌商标，产业链基本形成，并开始引起舆论关注：在第二届中国农村合作经济高层论坛上，被评为“全国十佳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国合作经济》杂志把博惠合作社的经营模式作为典型案例；2008年10月10日，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刊《调查与研究》对博惠合作社经营模式做了介绍。
但2008年10月16日，成为他们的噩梦：博惠合作社被查封，理事长和理事全部被警察带走了。
社员出资：投资，还是存款？
根据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沈阳市政府于2008年10月16日，由陈小平副秘书长代邹大挺副市长主持召开了 “关于博惠合作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联席办公会，决定扣押赃款、赃物，并由沈阳市处非办公室资产清算组统一处理。
沈阳市公安局的 “立案决定书”，签署日期是2008年9月29日。但合作社孙遵立等人的审讯笔录上，侦查单位一栏清楚地标明“沈阳市公安局5·16专案组”。社员后来问，5月份立的案，为什么等到10月份才动手？公安局办案人员的回答是：“便宜你们了，本来我们是想等你们集资超过亿元时再动手……”
原来5月份时，合作社经营规模只有3000多万，等到10月份合作社被查封时，经营规模已经达到9000多万。即便账户查封以后，吉林的刘庆华给博惠合作社账户还能打进15万元。据社员反映，有这样遭遇的不在少数。这不是 “钓鱼执法”吗？被查封的账户为什么还能收钱，并且不给退钱呢？
起诉书上说有415人举报。但卷宗显示，所谓举报是公安机关案发后的调查记录。还有一些人，例如王静华的女儿费春媛在北京上学，根本不知情，也从来没去过公安机关，竟然也被列在举报人的名单中；更诡异的是，被公安局当成“举报人”的合作社社员，多年来一直为合作社鸣冤，举报的是沈阳市公安局。
沈阳市公安局立的案，卷宗送到了沈阳市检察院，可后来又莫名其妙地转到了沈阳市和平区检察院。社员到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问，王队长说：“你们知道什么？！市检察院受理就要送到市法院开庭，人家市法院不愿审这个案子，所以才转到区检察院。”
和平区检察院的付检察长接见了社员代表，听了群众的诉说后表态：“以后有材料，直接交给我。”区检察院果然两次退卷给市公安局。后来检察院告诉社员于2009年10月15日来听结果。群众等到下午四点多，才知道案子卷宗已经送法院了。一个女科长从楼上下来了：“你们以为我们愿意呀？若是判错了，我们还得担赔偿责任呢！”她翻着手里的大本子：“你们看，市公安局、市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市金融办公室，都是我们的上级，人家把诉讼写好了，签了字，按在桌上逼我们，我们不签行吗？”
合作社社员多次到和平区法院，和主管此案的乔英杰交流。最后一次，乔法官的说法意味深长：“从今开始不要再来找我了。这个案子的结果与我无关。”
在审理过程中，据内部人士反映，沈阳市司法局领导亲自出面，要求律师必须做有罪辩护，不许做无罪辩护，当地律师被迫放弃该案的辩护。
检察机关指控，博惠合作社负责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但社员认为，出资与存款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出资是社员与合作社的合作关系，存款是存款人与收款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存款人不享有收款单位的物权和经营权。
按《合作社法》规定，社员出资是合作社财产的来源，出资社员对合作社享有物权，并享有经营权。博惠合作社的设立、经营，也符合2010年1月8日出台的《辽宁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须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对吸收的资金贪污或挥霍；二是对吸收的资金挪作他用；三是对外放贷套取利差。专家认为，鉴于合作社社员是特定人群，他们的出资不属于公众存款，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无关。
至于合作社给出资社员50％返还额度的高低，那是合作社的内部经营机制问题，即便认为不妥，有关部门也应按照《合作社法》第9条规定，对博惠合作社进行指导帮助，也不能用查封和拘捕手段，将合作社一棍子打死。
公安机关经过半年时间的侦察，在《起诉意见书》中也说：博惠合作社所吸收社员出资共计9299万元，除5100万元用于返还社员外，其余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
社员们选举出六位领导作为理事来管理合作社的经营业务，但合作社的财产并不是这六位理事的。就算他们都犯罪了，办案人员也无权剥夺无辜社员们的财产呀？怎么能说这些财产是六名理事的个人财产，并以其犯罪为由查抄变卖呢？
检察院看到社员们写的大量材料，证明公安局案卷的举报材料都是伪证，认为罪名不能成立，两次将案卷压到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天，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公安局也每次都在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天，再送到检察院。就这样案卷在公、检两家走完了司法程序最长的天数，沈阳和平区检察院才将案卷移交到法院。
2011年1月，法院开过一次庭，当事人和辩护人在庭上喊冤，认为指控“制造伪证、漏洞百出”。
2011年1月10日，博惠合作社来自于辽宁沈阳、本溪、丹东和吉林省、黑龙江省等地社员代表一行32人，到国家信访局进行了登记，并推选刘庆华、韩卿两人为代表，填写了有关资料。信访局的工作人员问：“案子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回答：“在沈阳市和平区法院。”接待人员说：“得去最高法院。”
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门口，就有几个人老跟着，说要跟他们谈谈。社员问：“你们是哪的？”回答是辽宁高法驻京办的。并说有领导在，要他们去谈一谈，解决不了，你们再上访。社员就随他们去了辽宁高法驻京办。辽宁高法驻京办杨兆贺主任和一位姓陈的负责人接待了他们。社员代表谈了沈阳市政府、公检法的官员制造冤案、非法处理合作社资产、损害社员利益的经过。
杨主任跟上访的社员代表说：“我是一名老法官，你们谈的情况我也听明白了，你们的合作社是合法的，社员为合作社出资是没有罪的，这个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有罪该判早就判了，至今没判就是没有罪。”社员代表听了拍手叫好，心思这下遇到了包青天，很多人激动得痛哭流涕。杨主任接着说：“你们能不能听我的？”大家说：“能。”他说：“那你们就马上回去，明天下午2点到沈阳市和平区法院，不用找庭长，由院长亲自答复你们，我们高法驻京办，晚上还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这件事。”有的社员代表不放心又问：“那和平区法院不听你们的怎么办？”杨兆贺又说：“我可以命令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了我们一个社员代表。”大家信以为真，连夜坐车赶回了沈阳市。
2011年1月11日下午2点，社员代表去了沈阳市和平区法院，主管后勤的副院长等几人接待了他们，流露出的态度和杨兆贺截然不同。经过协商，那位副院长答应在2011年1月21日前听结果。但在此期间，沈阳市公安局动用了大量警力，谁上访就抓谁。大家感到受骗了。
2011年1月21日，赵晓娥给他打电话。杨主任说：“你别着急，和平区法院会给你满意答复的，等几天吧。”1月末，又给杨打电话，询问为啥还不给结果。杨说：“你到北京来吧，我想与你好好唠唠。”但去北京，也不容易呀。第三次电话是在2月初，杨主任的态度就变了。他说：“父亲有病，不在单位，以后再说吧。”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又打电话，他干脆说：“以后别找我了，我不管这事了。”
博惠合作社的很多社员损失惨重。大连有一个公务员姓徐，她的投资血本无归。她把家里收拾了一下，给老公写了遗嘱后，给丹东的徐建东打了一个电话：“徐大哥，我在合作社见到过你。这个打击太大，我活不下去了……”老徐用了激将法：“你怕死吗？”“不怕。”“不怕死，还怕活吗？”随后安慰她：“我的处境和你一样呀，派出所不让我离开丹东，不让上访，说我上访，他就扒皮。我们如果死了，还到哪里找公道呢？”
2011年7月19日，沈阳市和平区法院判决，孙遵立、隋力、任义成等博惠合作社的6名负责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期从五年半到两年半，还有10万至30万数额不等的罚款；“扣押的赃款5283万元，依法予以追缴。”
2011年10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丹东市北郊的蛤蟆塘，合作社社员指认的养猪基地已经荒废，只有一个角落租给了个体户养鸡。而在东港市前阳镇，曾是合作社成员企业的 “田野养殖场”，经营者王维忠逃债去了外地。他的儿子指着空空荡荡的猪舍说：“可害苦了！当初养了500多头，合作社已被封，这里也垮了。推向市场，老百姓不认，二三十元一斤，没人要；养着吧，买饲料的钱都没有……”
2011年11月22日，辽宁高法驻京办杨主任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只是个渠道，是给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我给他们说过原则上不要上访，因为影响社会秩序，最终还得靠当地法院。”
昔日的养猪基地已经荒废。（中国经济时报 记者 王南）（责任编辑：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