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三年的漫长等待，柯长桂终于拿到无罪判决书。
6页的判决书，柯长桂戴上眼镜反反复复地看。
这么多年来，蔡乾鹏一直随身携带着打印机和各种材料帮助母亲申诉。
蔡乾鹏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来到商洛市柞水县人民法院了，只是昨天这一次，他的心情与以往都不相同。7月1日，他终于等到了母亲柯长桂的这份无罪判决书：经审理，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做出如下判决：宣告柯长桂无罪。
拿着判决书，母亲柯长桂泪流满面，站在旁边的蔡乾鹏张了张嘴，最终没有说出话。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无罪判决。
案发
同村村民蹊跷中毒身亡
时间倒退回14年前。
2002年6月3日，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曹坪镇田丰村发生一起命案，田丰村二组村民郝延林死在路边，死因不明。后经公安部门尸检和刑事技术鉴定，郝延林系毒鼠强中毒死亡。
村里有人最后一次见到郝延林，是案发前一晚，在同村村民蔡定卫家。当天，蔡家新盖的厨房完工，蔡家女主人、1960年出生的柯长桂特意准备了两桌饭菜，招待这些天给自家帮忙干活的村民。
郝延林与蔡家住得近，当晚，在帮忙送走客人后，郝延林离开蔡家。第二天，却蹊跷地死在了距离蔡家不远的村道边。
时隔8个月后的2003年2月22日，警方叫走了包括蔡定卫、柯长桂在内的6个村民，他们都与郝延林平日来往较多。
柯长桂没想到，从这一走到再次回家，中间相隔了10年9个月零4天。
按照柯长桂的说法，被带到公安机关后，民警对自己及其他村民分别使用了测谎仪，“他们问我见过卫星没，我说见过。”柯长桂说，当时民警告诉她，“没事了，你可以走了。”可没想到自己还没走出门，一名民警就从后面把自己拉住，并打了一拳，“你杀了人，还想走？”
随后，根据相关口供，柯长桂被锁定有重大嫌疑。2003年2月24日，柯长桂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柞水县公安局刑拘，3月20日被依法逮捕。在这期间，丈夫蔡定卫也以涉嫌包庇被刑拘。
蒙冤
两次量刑 差距之大令人费解
从母亲被警方带走后，蔡乾鹏多次徘徊在商洛市看守所门外，试图能见到母亲一面。直到半年后，母子二人在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得以相见。
“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妈。” 蔡乾鹏至今记得那一幕。眼前的柯长桂脸色晦暗，弓腰驼背，不是往日那个利落爽直的妈妈。
回过神后，蔡乾鹏放声大哭。母亲的样子让他想到父亲蔡定卫此前的遭遇，在开庭前，蔡定卫被无罪释放，回家时却带着一身伤痕。当年在西安323医院做的伤情鉴定书显示，蔡定卫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在法庭上，柯长桂坚称没有投毒，当庭指出民警刑讯逼供诱供，自己做出的有罪供述是假的。
但这些并未被法庭采用。
“柯长桂当庭翻供只能证明其认罪态度不好。”当年的判决书上写道。
最终法院认定，柯长桂因郝延林深夜翻进其家找水喝，联想到十几年前郝延林趁其夫蔡定卫不在家欲行不轨的往事，产生了投毒念头。
2003年12月9日，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柯长桂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柯长桂不服，上诉到陕西省高院。
2004年7月，省高院作出裁定，柯长桂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商洛中院重审。
奇怪的是，这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故意杀人案，商洛中院并未按照省高院的裁定重审，而是将该案交给柞水县法院审理，柞水法院在未取得新证据的情况下，于2004年12月10日作出二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柯长桂有期徒刑15年。
“商洛中院和柞水法院两个判决有一个共同点：都认定柯长桂犯有故意杀人罪。所不同的，只是量刑由死缓改为有期徒刑15年。难道是柯长桂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吗？恰恰相反，柯长桂既没有自首也没有立功的表现，且拒不认罪。对于这起投毒杀人案，如此迥然不同的判决，两次量刑之间的巨大差距让人费解。”当年，著名法学专家、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李曼苓也曾对此提出过质疑。
柯长桂继续提出上诉，2005年2月17日，商洛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已经没有了上诉的机会，蔡乾鹏也开始了漫长的“为母洗冤”之路。
申冤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审判程序也不对”
如果没有这件事，蔡乾鹏的人生轨迹或许会比村上许多同龄人都要顺利。
父亲蔡定卫内向寡言，年轻时当过兵，在村里算是见过世面的人，还当过村主任。操持农务之余，蔡定卫还会在镇上打些散工。柯长桂外向要强，把农活和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有时间还会去附近山上采草药，在蔡乾鹏的印象中，为了这个家，母亲一年到头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在田丰村20多户村民中，蔡家的日子算是好的。大姐已经出嫁，二姐中学毕业后在西安打工，家里三间大房是新盖的，还有一台在当地算是奢侈品的21英寸彩电。
案发时，17岁的蔡乾鹏刚初中毕业，已经通过了征兵体检，正憧憬着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山村去当兵，可母亲柯长桂却似乎并不愿意，她担心从没离开自己身边的小儿子，到了外面会吃苦。
在那时，柯长桂还想不到，儿子此后的路会如此艰辛。更没有想到，这个不爱说话的儿子，会如此坚韧地走上为自己“洗冤”的漫漫路途。
经历了一审、二审、上诉被驳回后，2005年年底，蔡乾鹏带着从亲戚那里东拼西凑来的200元钱来到西安，从火车站一路打听，找到了北大街的许小平律师事务所，刚从公务员转行当律师的胡超奇接待了他。
“不仅仅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审判程序上也出现了明显的错误。”看完案件资料后，胡超奇接下这个案子，对于他来说，这个案子充满漏洞，疑窦丛生。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尸检报告显示郝延林是毒鼠强中毒身亡，但并没有说清楚它的化学名称。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老鼠药，老鼠药根据化学成分不同又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何证明郝延林体内的毒鼠强与柯长桂家的老鼠药‘闻到死’一样？而且按照程序，省高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必须在原法院审理，但这个案子为何要在柞水法院审理判决？”胡超奇说。
“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翻案太难了”
从2005年到2015年，10年时间里，胡超奇和蔡乾鹏一直在反复做着一件事情——申诉。
10年间，蔡乾鹏换了很多种工作，给卖场送货卸货、在食品厂打工……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他只能做些体力活，而每次找工作时也只有一个要求：要上夜班。
“白天得跑我妈的官司，每个月规定的探视时间一定要去看我妈。”对于蔡乾鹏来说，生活围绕着这场官司。
从司法机关、各级人大、信访部门到新闻媒体，蔡乾鹏不断奔波于这些在他看来能伸张正义的地方。没钱吃饭，就随身带着方便面，没有热水，就用温水泡着吃，为此，蔡乾鹏落下了严重的胃病；为了递交案件材料，从北郊凤城三路步行到环城路一家媒体，直到有人递过来一张纸巾，蔡乾鹏才发现自己流鼻血了。“特别热，又舍不得买水喝。”在公园、医院过夜更是常有的事。
而这些，他从来不告诉母亲，柯长桂也从来不问。“我怎么能不知道他在外面有多苦，有一阵子我甚至都不想看见他。”柯长桂说，眼看着儿子来一次瘦一次，自己心如刀绞，却又不敢多问。“我帮不上他，只能拖累他。”
蔡乾鹏说自己记不清递交了多少份申诉材料，直到后来去省高院递交申诉材料时，窗口的门卫已经开始主动和他打招呼。
5年前，蔡乾鹏回到柞水老家，几经辗转，在县城做起了窗帘生意，因为母亲的案子，要经常往返西安柞水两地，蔡乾鹏购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在这辆破旧面包车的后座，常年放着一台复印机，和一厚沓与案件相关的材料。蔡乾鹏说，“这样方便，有需要的话，我随时就能复印材料。”
从最初对法律一无所知，到自学拿到法律大专文凭，在胡超奇看来，蔡乾鹏的每一步都让人感慨。“执着、坚韧，让人感动。”胡超奇说，如果没有蔡乾鹏的坚持，自己可能已经放弃了，“虽然案件漏洞百出，但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翻案太难了。”
洗冤
“正义虽然迟到了，但我相信总会来”
漫长的申诉没有等来回音，从司法程序上，这件案子似乎也停滞了。除了蔡乾鹏，家里人似乎已经慢慢接受了这样的局面，唯一的希望就是柯长桂能早点出狱。
2009年6月，蔡乾鹏结婚。2012年8月，蔡乾鹏的儿子出生，给这个常年缺少欢笑的家庭带来了许多生机。
2013年11月22日，经过两次减刑的柯长桂终于刑满释放。蔡家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结局，毕竟人已经回来了，除了蔡乾鹏，“我不能让我妈到死都背着‘杀人犯’这个名声。”
此时，做窗帘生意的蔡乾鹏生活也步入正轨，身边许多人都劝他放弃申诉。“你妈已经出狱了，你也有了孩子，好好过日子，别再折腾了。”
“没做就是没做，我们不能认这个罪，继续申诉。”在此时，除了母亲柯长桂，家人甚至觉得蔡乾鹏太过固执了。
转机出现在2014年，这一年，被媒体称为洗冤之年。
2014年，轰动全国的呼格案尘埃落定，内蒙古高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而在呼格案之前，已经有念斌案等20多起冤假错案依法得到纠正，与此同时，最高法院指令复查聂树斌案。
“这说明自十八大以来法院系统加大了纠正冤假错案的力度。”在呼格案宣判无罪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法院信访改革会议上指出，对确有错误和瑕疵的案件，要敢于排除干扰，坚决依法予以纠正、补正。
这些充满力量的事件让蔡乾鹏相信，公平与正义一定会来。
目睹蔡乾鹏因多年申诉无果而饱受煎熬的妻子首先站出来，支持他继续申诉。
2015年6月8日，胡超奇再次向陕西省高院提出申诉。2015年8月30日，蔡乾鹏接到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刘岩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让我和母亲一定到高院来一趟。那时我就知道，这个案子有转机了。”蔡乾鹏说，为案子奔波的十几年里，再苦再难自己都没有哭过，可那天挂了电话，自己哭了一下午。“十几年的委屈啊，为我妈，也为我。”
2015年10月27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决定由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织合议庭再审。
2016年3月11日，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了柯长桂故意杀人一案。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柯长桂因琐事投毒杀人，致郝延林中毒死亡的事实，没有确定、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辩护人提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宣告柯长桂无罪的辩护理由成立，应予采纳。
“宣告原审被告人柯长桂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昨日，一家人终于等到了这份梦里见过无数次的无罪判决书。蔡乾鹏告诉记者，自己有三个心愿，一是恢复母亲的名誉，尽快追责，他希望当年办案人员 能向母亲公开道歉；二是希望尽快启动国家赔偿，拿到钱后带父母去检查身体；最后一个愿望，蔡乾鹏告诉记者，也是他最大的心愿，想上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让所有人知道，母亲是冤枉的。
蔡乾鹏告诉记者，这件事让家里倒退了20年。“如果没有这件事，我肯定会有个好工作，家里也会在县城买房子。最重要的是，我妈的身体不会像现在这么差。”说到这里，蔡乾鹏呜咽了一声。
“心里会觉得因为这件事或者一些人，生活被毁了而怨恨吗？”
“恨有什么用呢？正义虽然迟到了，但我相信总会来。”
目击
“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不是杀人犯”
对于柯长桂来说，等待无罪判决书的日子太漫长。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定6月24日在榨水法院下达无罪判决书，那一天，柯长桂和蔡乾鹏早早等在了柞水法院门口，一直到11点30分许，蔡乾鹏接到律师电话，说改天宣判，一向稳重的蔡乾鹏遮掩不住脸上的失望，几乎有些控制不住的烦躁。而原本一直挺直腰身站在法院门前等待的柯长桂忽然蹲下去，捂着脸，哭了。
对于这一家人来说，尽管已经等待了13年，但最后的等待时光，依旧度日如年。昨日，柯长桂穿了一件崭新的红色针织短袖，这是她一位远房表姐特意送来的。手拿无罪判决书，回忆起这些年的境遇，柯长桂几欲泪下。“一晚上没睡着，往事都钻进脑子里了。”
一共6页的判决书，戴着老花镜的柯长桂却看了半个小时，“在监狱里天天哭，把眼睛哭坏了。”
对于柯长桂来说，视力模糊只是很小的问题，在监狱里的近11年中，因为心情郁结，身体每况愈下，心脏也有问题，如今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支撑。接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柯长桂并没有如记者想象般与儿子抱头痛哭，却在见到76岁的老母亲时，再也控制不住眼泪。“你以后再不用抬不起头了。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不是‘杀人犯’。”柯长桂说，因为这起案件，村里的风言风语一直没有少过，住在同村的老母亲，甚至为此气得吃不下饭。
“心里觉得安稳了，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不是杀人犯。以前总怕我活着的时候案子翻不了，想着死了都要在阴曹地府申诉，我不能给后代留污点。”柯长桂说，往后的日子自己只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尽快启动国家赔偿。“我拖累了儿子，一生都欠他的。”看着蔡乾鹏，柯长桂鼻子一酸，眼泪又流了下来。
记者手记
“终于等到这一天”
“王记者，我又来了！这一次和以前都不一样，这次快有结果了。” 2016年3月18日下午临近下班时间，蔡乾鹏走进办公室。
“从十年前第一次找你到现在，你说过的每句话我都记得，你说有了最终的判决结果，你一定会报道，还我母亲一个清白……” 蔡乾鹏有些激动，不容我问话。
他的执着和坚强让我感动。
十年前，我写了大荔农民高进发的深度报道，他看见后专门来找我。只是，十年前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如今满脸沧桑。其实，他今年才32岁。
那是2005年，那一年佘祥林案轰动全国。渭南市大荔县农民高进发被称为“陕西版的佘祥林”，2002年，同村一名小女孩被强奸杀害，警方锁定高进发就是凶手，随后，高进发被判死刑入狱。此后的3年多时间，案件经历了五次审理四次判决，高进发从死刑罪犯变成了无罪释放的自由人。
“王记者，你一定要等我电话！”送走了蔡乾鹏，再次翻开当年的报道，采访过程历历在目。从“疑罪从重”到“疑罪从轻”再到“疑罪从无”，这是我国刑法思想和刑事实践的历史性变革和跨越，这些年，“法制中国”不断深入，佘祥林、高进发等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他们付出的代价除了自由，还有支离破碎的家……
昨日一早，蔡乾鹏已经在法院门口等，等待着盼望了十几年的结果。他手里还拿着当年报道高进发冤案的报纸，这张《西安晚报》他一直珍藏。
正义虽然迟到了，但终究没有缺席。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
本版文/记者王晓英 刘瑾 图/记者翟小雪 实习生马艺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