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聪
30年前的元月四日,当代著名台湾作家三毛在台北去世,想起在她去世前的两个多月,和我的见面亲切交谈,仍然厉厉在记忆中无法忘怀,为了纪念这位影响几代人的著名作家三毛,把这段回忆告诉读者,也算是対作家的最好纪念。
那是1990年10月16日的一天,我当时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台里安排我去杭州参加金松洗衣机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住在花家山宾馆。10月16日晚饭后,七八位各地电台的同事们在大厅聊天,不一会儿看到门外一位女士手里抱着几本书走了进来,不知谁先喊了声,那不是三毛吗?大家一下站了起来,这时三毛也正好走到了我们大家坐的沙发跟前,杭州的红坚先生上前主动和三毛打招呼,说大家都是各省新闻单位的记者,在这里开会,非常喜欢她的作品,能不能一起合个影。
三毛非常乐意地坐到了我们中间。许多人争先恐后往前挤,给三毛名片,一起合影,当三毛看到我是陕西的时候,便问,贾平凹是你们那的,你认识吗?我惊奇地反问她,你认识贾平凹?她说,很崇拜。又对我说,如果了解平凹先生,有空请到我房间来好好谈谈,便走了。
作为记者,我一下感到有文章可做,飞快回房间拿了相机,拿了包太阳锅巴和受了点伤的唐三彩马,这时一位新疆电台的刘珊和另一位江西电台的王茉急匆匆跑来,说她俩刚没见到三毛很遗憾, 听大家说我要去拜访三毛,便让我带她俩一起去。于是去敲了三毛房间的门。她告诉我穿着睡衣接待你们不介意吧,我们说没关系,她高兴地请我坐在沙发上,并愉快接受了锅巴和三彩马,她看着三彩马受了点伤,说你把受了伤的三彩马送给我,说明没有把我当外人让我很高兴。便和我谈了许多许多关于陕西,关于贾平凹的事。看得出她对平凹先生是非常崇拜的,她说在台湾只看过平凹先生的《天狗》、《浮躁》两本书,他的书用词造句和标点符号非常讲究,每看一遍都要流泪,这两本书加起来连续看了有20遍,他的书是可以上我的书架,而我的书是写给一般人看的上不了他的书架,只能作为友谊存放。并让转告平凹先生给她寄新书来,她要好好拜读。并告诉我说,她今年四月来过西安,本想去拜访平凹先生但又怕见了失望,她说从书中看更有意思,隔着山去看更有神秘感,便在西安的上空抽了几只烟,说下次再来拜访平凹先生。关于平凹的一些细节她都很关心,甚至问:她如果去找平凹,他的太太会不会吃醋,对陕西尤其是商州,她感到很神秘。并对我说:普通话念平凹(ao)但我听北方人念平凹(wa)这样亲切,所以我也念平凹(wa)。还说西安人就象黄土地大大方方、宽宽厚厚,象热水瓶一样,看着凉里边热,像西安的城墙一样厚重。接着给我讲了一件事:她从苏州乘船去杭州,船上人很多,就连过道也临时加了床位,大家要去看风景,必须经过这个过道,一般人们从这里经过时,坐在床边上的人只要起来欠一下身子别人就可以通过。可许多人从这里经过时,这个人总要站起来让到旁边让你大大方方的通过,刚坐下又来一个他又站起来,就这样反复多次。后来我问他,你是北方人吧!他说是的,我又说你一定是西安人,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除了西安人会对人这样宽厚,恐怕很少会有这样的人了。这件事很让我感动。谈性正浓时却被电话铃声打断,对方约她出去。我们只好告辞。
三毛送给孙聪的照片
1990年11月16日三毛与孙聪的合影
临走她送我一张她的照片,说披发的是三毛,现在的合影只能留作纪念,并签名给我。又送了她的名片给平凹先生,专门写了一句话:“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和详细通讯地址及电话
回到西安我很快写了篇《三毛说陕西》的文章,其中主要写了三毛对平凹作品和人的高度评价,并在《陕西日报》1990年12月15日发表。12月16日,陕西日报文艺部编辑秋香老师给我来电话,说平凹先生看了我写的文章,想和我见面。我便按地址在南院门车家巷找到平凹先生的家,将三毛委托转送的名片交给了平凹先生,并向平凹先生介绍了采访三毛的经过,告诉他,三毛希望尽快看到他除了《天狗》《浮躁》以外的作品。我们一起谈了许久,平凹先生写好了给三毛的信,并用牛皮纸包了四本书,将信放在里边,和我一起去邮局寄给了远方的三毛。
1991年元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了三毛去世的消息,当时可以说是在全球引起不小的震动。那两天不少人给我打电话,更有许多人给平凹先生打电话询问三毛自杀原因。大家都非常痛惜,平凹先生在元月七日写了悼念三毛的文章《哭三毛》,写得是那样情真意切,并说三毛是不会收到他写的信和寄的那几本书了,对三毛的去世非常痛惜。谁知,在元月15日平凹先生却意外地收到了三毛寄自台湾的来信,长达2000余字。据推测这是三毛的绝笔。平凹先生说这是三毛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更是三毛48年里最后的笔墨。此信也震惊了全球文坛, 陕西作协非常敏感的感到这一事件的轰动效应,将平凹先生和我一起约到了陕西作协招待所,准备在延河杂志出版特辑,公开发表三毛的绝笔信和有关文章。后来这封珍贵的来信全文在《延河》特辑发表,在国内乃至东南亚刮起了三毛、平凹热,他们的书几乎被抢购一空。
当时,由于平凹先生在《哭三毛》的文章里提到了我,又说是陕西电台的记者,便有许许多多的来信索要《延河》特辑,还有写信给平凹先生但不知地址请我转送的,我便买了百十份特辑给来信索要的人寄去。作协的人说:你这是鸿雁传书,当了一回邮差,你的这次采访沟通了两岸作家的交流,将是一桩文坛逸事,将会成为很珍贵的文史资料,在作协的历史上应当留下一页,为三毛、平凹搭了一架神交桥,是一件可载入文坛史册的大事……。全国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打电话或写信称赞我为中国文坛做了贡献。从那以后,凡平凹先生出了新书便会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电话让我代买、并请平凹先生签名邮寄。记得买的最多的是《废都》有近百本,像后来获矛盾文学奖的《秦腔》更是买了不少。当然我也买了许多三毛的作品留作纪念,愿三毛在天堂看到更多平凹先生的作品。
仅以此文作为对三毛的怀念。
二零二一年元月二号
作者:孙聪,原陕西广播电视台退休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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