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旗文摘》座谈会上的发言

崔自默（2017年1月4日）

　　我们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媒体融合与党刊使命”，简单发言不可能阐释清楚复杂的学术问题，所以我只能就个人体会略抒管见。我对《红旗文摘》杂志而言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是有感情的。文摘办刊意图是以问题为导向、以揭示规律为旨归，可谓高屋建瓴，有使命有观点，还要有学术有创新，还要做到“没毛病”，难度可想而知，需要有胆有识。什么是“问题”，当然有基本理论的，但更直接更有效的是时代声音。“规律”是什么？归根到底是要服务社会，教育人民，朝健康文明的未来进步。创新，就是实事求是地面对新时代、新读者、新问题，当然要使用新工具、新方法、新心态。

　　科学与民主，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我们党也是沿着这条路走来的。科学与民主不能分离，相得益彰。科学是什么？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文章中说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价值观，独立自由的最高境界是爱因斯坦式的科学语言。“禅”是临界状态，宛如物理化学所定义的零度，是动态的平衡，是冰水比例不确定中的确定温度。“道”则是函数y=f（x），函数式f是确定的，而变量x与y是不确定的。

　　笛卡尔说过“知识就是确切”，温吞水没有观点只求不犯错误，不是科学态度。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其实就是宇宙观、世界观、科学研究方法。科学方法宛如禅、临界、零度，一腔热血和冷酷无情都不科学。感性的最高境界是慈悲，理性的最高层次是智慧。《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中庸》则讲君子“和而不流”，在认识上有所螺旋上升。

　　很多问题都是概念问题，很多矛盾是对概念的不同认识与阐释。换一个说法，就会换一个活法。宗教信仰与文化立场问题即是一例。融合，有很多情形与状态，水乳交融、水与油、水与土、水与盐，还有化合作用比如氢与氧。融合，是不是会产生、是不是需要产生另一种新东西，还是别的都值得思考。思考，要具体而微。工具决定结果，裸眼不能达到电子显微镜和天文望远镜的效果。最好的工具，到目前为止，是科学，科学是独立自主的，是“冷酷无情”的。易经和中医讲水火既济，那才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使用“负的方法”，就是注意问题之外的问题，原因背后的原因。形式逻辑是推理判断的基本模式。我们经常无知或忽略大前提，仅仅从小前提出发就开始进行简单粗糙的分析辩论，所以只能得出幼稚荒唐的结论。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仍然可以是另外本质的现象。原因背后还有原因的原因的原因。运动是相对的，火车向前而轨道确实向后。一个直立的人，是左旋转还是右旋转，据说是心理状态的反应，也同时说明运动方向的不确定性。

　　《庄子•齐物论》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然而，庄子并不是想表达人生在世应该没有是非观，而是提出结论的时效性问题。点不能代面，几乎所有观点都是偏见，所以，函数方程式才需要“定义域”。社会问题研究也一样，需要分条件、分阶段、分情况，包括传达对象、时代背景、地理环境，否则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引发矛盾。科学标准就是树立一块白色的背板，不需要更多裁判，什么形状什么颜色只要观察者视觉正常就会一目了然。

　　艺术需要个性与风格，就是独立的风格与自由的表达；但科学，需要客观的实践与检验。我们最大的对手是我们自己，是固执小我的偏见和成见，不自觉地透露到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与应用当中。自信，是正知正见，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认真体会，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对复杂现实的科学观察。王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conscience）是共同的科学。他讲知行合一，大概也只有实现了这个理想，才会在临终时放心地说“我心光明，夫复何言”。罗振玉有《集殷墟文字联》，其中有一幅“大义正名分；至行格天人”，明辨是非、拨乱反正，太高明太给力了，可惜这种大义与至行非一般人可以梦见更侈谈有本事做到。

　　接地气如果接好了，不会损害地位的崇高。没有免疫力的肌体不可能真正保持健康。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药物就储存在自身四肢百骸。画在墙上的门无论多么理想美妙，也都不是真实的出路。历史规律不需要今天再反复花大代价大力气去验证。真理是赤裸裸的、现实是骨感的，所以求真是基础、是现实，不是最后追求。真的脚加上善的头，才是美。尽善尽美，才是理想的、完美的、文明的。 美为秩序，关系是力量、能量。

　　读者需要适应，却不是一味迎合。新媒体需要融合，新青年需要引导，新读者需要塑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告诉我们，社会问题不是不可以揭露，但要看怎么揭露，这是方法论问题。讲话是划时代的、跨时代的，今天看来，它仍然焕发着思想和实践的光辉。文艺应该为谁服务、如何服务，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歌颂与揭露的问题，都是务实思想、求是精神。说来容易，做来难，引导和塑造大众的科学思想和审美情趣，雅俗共赏地服务于当代，为人民大众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