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曾祖父王慈离开人世已经八九年了，但我仍然经常怀念他，怀念他的事迹、精神和对我的影响。
　　
　　1919年3月13日（农历己未年二月十二日），三曾祖父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红崖湾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高祖父王贞元和高祖母董氏一共养育了3男2女5个子女，两位勤劳善良的老人给曾祖父兄弟三人取名为王忠、王恕、王慈，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忠厚正直的人。
　　
　　三曾祖父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全家唯一上过学、读过书的孩子。1930年，全家人节衣缩食，才把他送到吴堡县川口高小读书。上学期间，在中共地下党员樊辅仁、张维培等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他不仅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也明白了不少革命的道理。
　　
　　1934年夏，中共吴堡县委成立后，下设北、中、南三个区委。早年参加革命，在群众中素有威信的大曾祖父王忠担任了吴堡县中区区委书记，他带头把自家的几十垧（一垧约合三到五亩）土地分给穷人，并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游击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据三曾祖父回忆，当时陕北地下党的领导同志经常在我们家开会，而他的主要任务是给站岗放哨，曾祖父王恕年长几岁，则负责送鸡毛信和传递消息。
　　
　　据吴堡县党史资料记载：在建国前仅有23户人家的红崖湾村王氏家族，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先后有14人参加了革命。而据吴堡县民政部门统计：红崖湾村王氏家族中先后有王进昌、王根则、王随仁、王德林、王德茂5位革命烈士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可谓“满门忠烈，毁家纾难”。
　　
　　在学校和家庭双重革命环境的影响下，1934年8月，年仅15岁的三曾祖父在家乡红崖湾村由王国昌和薛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道路。
　　
　　1934年夏到1935年冬，三曾祖父先后在共青团吴堡县委、共青团陕北特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印钞所工作。1935年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三曾祖父调到中央财政部印刷所当印钞员，所长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当时毛主席就和印刷所的人住在一个院子里。中央财政部部长是林伯渠，三曾祖父有一次去林老那里给印刷所领一块门帘批条子，林老细心询问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又把他写错的门“连”的帘字纠正过来。看到他因为游击环境而染上的痔疮无药可治，还把自己长征路上用剩的半盒“九一四”药膏给了他，并嘱咐他要及时治疗，不能再发展。
　　
　　1936年10月，伍修权同志代表组织找三曾祖父谈话，他被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时年17岁。
　　
　　1936年到1940年初，三曾祖父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会计，延安光华商店（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前身）会计科科长、副经理，全程参与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创建工作。1940年初任光华商店绥德分店经理，1941年1月光华商店绥德分店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绥德分行，三曾祖父首任行长。1943年任绥德地区专署政务秘书兼科长，协助时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和专员王震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在陕甘宁边区银行和绥德工作期间，三曾祖父大力开拓经营银行金融业务，努力维护经济市场稳定，促进边区商品生产发展，积极协助地委、行署主要领导开展工作，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金融建设和支援抗日战争前线做出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三曾祖父担任绥德军分区部队（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二旅，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供给部部长，这支部队先后有王季龙、吴岱峰、张达志、黄罗斌四任司令员，但他一直是这支部队的“大管家”，几任司令员和政委都对他十分信任和倚重。
　　
　　有一段时间，土改极左风盛行。三曾祖父因出身富农家庭，也受到审查。当时上级派去吴堡老乡高万英来接替他的职务，他也做好了撤职查办的准备。谁知下面几个团长和政委都反对撤换三曾祖父，说换了供给部长他们没法打仗了。事情闹到张达志司令员那里，张司令员说：“王慈的情况我知道，他们家过去虽然是富农，可土地革命时，他大哥王忠是吴堡中区的书记，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家有好几个人都为革命牺牲了。当年我和马明方等人在他们家开会，就是王慈给站岗放哨的。”最后，张司令员一锤定音：“高万英既然来了也不要走了，就给王慈当副手。” 　　
　　三曾祖父先后参加了两次攻打榆林、沙家店、延清、绥北、晋中、太原、宁夏等重要战役和战斗，随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和华北地区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出重要贡献。1949年夏，三曾祖父参与了和平解放榆林的工作，随即参加进军三边、解放宁夏的战役。
　　
　　1950年初，三曾祖父从宁夏到西安给部队办理钱粮，刚好碰到老领导，时任西北局书记兼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因当时全国刚解放不久，地方上急缺有经济建设经验和管理能力的干部。习仲勋见到三曾祖父如获至宝，提出要他转业回地方工作。随后，习仲勋让人给宁夏的独一师发了电报，说王慈我留下了。不久，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成立，在习仲勋的大力举荐下，三曾祖父被任命为西北区保险公司经理，负责西北五省的保险业务，直到1953年西北大区撤销。
　　
　　1953年到1960年，三曾祖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行长，副行长张维培也是吴堡人，而且是他在川口高小读书时的老师。评定工资级别时，本来当行长的三曾祖父应该是全省金融系统里最高的，但他一定要把自己的工资级别和张维培对调，结果出现了全国省级人民银行中唯一的副行长比行长工资级别高的特例。 　　
　　1960年陕西省委、省人委决定设立陕西省财贸办公室，作为负责全省财贸工作的领导机构，三曾祖父先后担任陕西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59年到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使得全省粮食、商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极度困难，人民生活难以为继。三曾祖父作为负责全省财贸工作的领导干部，为保障全省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供给，尤其是粮食的供应，先后多次辗转关中、陕北、陕南各地，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筹集调运粮财物去救济灾民，期间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劳，在极端困难的情况和条件下，保障了三秦百姓的基本生活，维护了全省的社会稳定。 　　
　　1966年，陕西省机构改革撤销了省财贸办公室，将省商业厅、粮食厅、外贸局、供销社四机构合并为新的省商业厅，三曾祖父又担任了陕西省商业厅厅长，直至“文革”全面爆发。
　　
　　“文革”期间，李瑞山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三曾祖父重新担任了省财办主任，两人都是“保皇派”，当然要受到造反派的批斗。他们经常是白天开会，晚上挨批斗，有时是边开会边受批斗。一次全省财贸工作会议上，造反派批斗李瑞山和三曾祖父，导致会议没法正常开下去，造反派去抄他们俩的家。他俩不敢回家，又一天没有吃饭，饥肠辘辘，晚上也没有地方睡觉，十分狼狈。三曾祖父情急生智，拉着李瑞山从后门跑到“文革”初就停办的省委机关幼儿园，造反派不会想到他们会躲在这里。晚上，他们俩睡的娃娃床，盖的娃娃被，吃着三曾祖父从幼儿园食堂里“偷来”的早已发霉的干馍，还商量年关怎么能给城乡居民供应一点肉食的事情。李瑞山身子蜷缩在不满三尺的娃娃床上对三曾祖父说：“王慈啊!咱俩小时候闹革命没上过幼儿园，今天总算补上这一课了。”两个“走资派”高兴得哈哈大笑。
　　
　　从1953年到1982年，三曾祖父负责陕西全省金融、财贸、商业等方面工作近三十年，并先后当选为陕西省委第三、四、五届委员，陕西省第二、五届人大代表，陕西省第三届政协委员。他对待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为人处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理财从政清风两袖，坦荡无私；从不计较个人职务高低和名利得失，始终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982年10月，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干部年轻化的号召，主动申请从领导岗位上提前退了下来。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里，还是在建国初期的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的困难时期，他都能够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始终不渝的坚守初心，践行使命，公而忘私，勤政为民，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2010年8月29日（农历庚寅年七月二十日），三曾祖父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92岁。我当时正好在西安读大学，接到消息后立即赶去吊唁。进了三曾祖父的家门，客厅被布置成了祭奠的灵堂，他的黑白大照片挂在正中间，睹像思人，音容宛在，我的眼里禁不住流出了泪水。客厅还是水泥地面，房里装修简陋，所有家具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三曾祖父一辈子管钱管财贸，自己却如此艰苦朴素，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这和如今有些领导一旦有了权，就纸醉金迷奢侈起来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不由得回想起2009年端午节前夕，我第一次见到已经九十岁高龄的三曾祖父时的一些情节。当时我送给他一副自己写的对联：“抗战后勤管供给名扬陕西一省，革命建设掌经济誉满陇东三秦。”三曾祖父看后摇摇头说写的太大了，中国革命这么伟大，自己只是一个小毛毛虫，根本不算什么的。我送给他的那副对联还卷着放在柜顶上，一直被束之高阁，我决定拿下来做他的挽联和墓碑对联。但三曾祖父留下了遗嘱：“丧事简办，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立墓碑，不让老家来人，不花政府的钱……”
　　
　　（作者王宇翔，绥德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机关党支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