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

　　1962年夏天，我22岁，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日报文艺部工作还不到一年。我给陕西作协（那时叫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专业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燄，以及广州的秦牧、上海的吴强、福建的郭风等知名作家去信约稿。不久，杜鹏程、秦牧、郭风各寄来一稿，王汶石用毛笔回信说暂无短稿，有即奉上，而柳青杳无回音。

 

　　我不死心，便“打上门去”。那时通信不便，从西安市打电话到柳青所在的长安县算长途电话，且要乡村邮电所去几里路外的柳青家中叫人接听，预约困难。于是我干脆骑上自行车，骑了20多里路，“找上门去”。上神禾塬，下蛤蟆滩，进皇甫村，一位老乡把我引到柳青住的中宫寺，喊门：“老叔，有人找！”进得门去，只见穿对襟褂子、踏千层布鞋，平头、蓄髭、晒得黝黑的一位“半老汉”，正在院子里侍弄菜地。那正是柳青。

 

　　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他让坐、倒水。沉吟片刻之后，便径直说：“云儒呀，好稿子不是‘约’得出来的，不是命题作文写得出来的。心里有话说，才有稿子可写。有了合适的稿子我会寄给你们。”尽管柳青的话说得很慢很缓和，斟酌着用词，怕伤了眼前这位刚工作的年轻人，目光却如解剖刀般锐利，正像他的中篇小说《狠透铁》中描写的那位老支书的目光，很有一股子“咬透铁锨”的自信和倔强劲儿。

 

　　三四个月之后，1962年的初冬，报社的文书登记稿件，在自由来稿中发现了柳青的《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的原稿和亲笔信。一位享誉全国的小说家会写“饲养管理三字经”这类东西吗？文书要我们确认这是不是那位写《创业史》的大作家柳青。联系远在村里的作者很不方便，我们比对了原稿和《创业史》扉页上印的作者笔迹，又联系柳青在作协的一些老友辨认，确定这就是“那个柳青”。于是，文艺部副主任叶浓将稿子交给我，要我“认真”处理，“从速”编发。

 

　　但在编辑过程中出了一点小插曲。刚参加工作的我，年轻气盛，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总觉得“三字经”中有几句韵似可推敲，便斗胆在原稿上用红笔改了。叶浓不认同我的做法，一定要我送作者本人过目同意，才能发稿。于是我和另一位年轻编辑张田又结伴跑了一趟皇甫村。

 

　　柳青见了我在他原稿上改动的韵，显然不高兴：“你是外地人，说的是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我这个韵是老陕话，本地农村好流传，农民好用。”眼镜片后，目光又像解剖刀那样亮起来，我又一次感受到关中老农“咬透铁锨”的劲儿。我坐在那里好一阵尴尬，只好默默将稿子认认真真重看了一遍，躲着他的目光、放低声音说：“老柳呀，看来稿子改得确实欠妥。我想大约有三个问题，一个是我的口音问题；二是我没有考虑到你在文中有几处转韵，按一韵到底念，当然念不顺。最重要的一点，你主要是从‘用’着眼，要在农村实际中有效有用，而我更多是从‘读’着眼，过多拘泥于体裁、文字，太书生气了。”他的眼光慢慢柔和起来。

 

　　《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的原稿，是秀气的钢笔字写在发灰的糙纸上。在与原稿一同寄来的给编辑的信里，柳青写道：

 

　　编辑同志：

 

　　这篇《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是今年4月间，长安县皇甫公社的王培海等同志和胜利大队的王家斌等同志集体讨论，由我执笔编写出来的。经过全公社的社员、饲养员和干部提意见，几经修改，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起初仅仅是讨论“耕畜饲养管理公约”，讨论到后来形成了写一本“三字经”的想法。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想使它起一个群众公约的作用，另一方面想使人们易于接受，便于记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两个目的？现在寄给你们，希望发表出来，请有兴趣的读者同志指正。我们还想编一篇生产队经营管理的“三字经”或“千字文”，因为我没有这种才能，所以一直没动手，希望有这种才能的同志在群众和干部的集体帮助下早日完成这个工作。现在发表的这个东西是抛砖引玉。

 

　　敬礼！

 

　　柳 青

 

　　1962.11.28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农村草料紧缺，牲畜瘦弱，柳青想用这种通俗的文体，归纳一下喂养牲口的经验，在农村推广，以复壮牲口，提升农村生产力。

 

　　今天，透过历史的镜头重读柳青的信和《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对柳青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理解更深了。

 

　　在文章中，柳青用的是完全彻底的驻村干部和农业劳作者的身份、感情、思路和口气。柳青为了在作品中写好农村、农民，自觉地创造了、选择了这条作家驻村当农民的路子，自觉地坚持14年不改初衷。

 

　　柳青关注和操心的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切切实实的问题，表现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理论水准、思想觉悟和求真务实的勇气。联想到柳青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1979年2月1日）一文，从当时实际出发，提出陕北应该尽早休耕粮食、还林还草、多种苹果。他写道：“我自信为了人民，绝无私念，更无其他意图，因为我没有完成写作计划以外的任何目的。这个建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有错误，愿接受批评。”这就是一位党员作家的担当和勇气。作家不但是社会和心灵的书记员，也应该是社会和心灵的建设者。

 

　　整个“三字经”的产生过程，体现了柳青虚怀以待群众、真情体恤民瘼的情怀，他不是象牙塔里的作家，而是一位深知农村、农民、农业的文化人，是一个切实工作、注重实效的人。他一再强调“饲养管理三字经”是经过群众讨论修改，又在实践中传播、检验最后形成的。而且表明以后若再搞此类东西，也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定要对农村生活有实效实绩。这和他作为文艺家在文学和美学上的自信、坚定稍有不同，我们看到的是在群众和实践面前，他的真诚和虚怀若谷。

 

　　柳青的来稿于1962年12月22日在陕西日报“秦岭”副刊头条发表，很快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评论家艾克恩读了文章很受触动，他说：“可见作家为农民服务的方式和途径并不是狭窄的，而是广阔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胡采写道：“作家柳青同志在农村，没有浮在生活之外和生活之上，而是深深置身于生活之中，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他以自己的切身行动和人民一道，和革命干部一道，扛生活的担子，扛革命工作的担子。”

 

　　1963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个“三字经”的单行本，首印38000册。殊为难得的是，单行本请到了著名书法家邓散木用毛笔书写文字内容，著名木刻家杨永青为之配图。

 

　　…………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甲子，《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的编辑、发表和社会影响，至今历历在目，余音不断。有时候，一段普通的经历，一不小心便成了历史，恒久地温馨着也鼓舞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