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人格精神　寻求生命价值——读刘明琪长篇小说《五狼关》

 

文/肖云儒

 

　　《五狼关》有一个看似平常的开篇，让人以为作者在惊悚的枪声之后，会像老夫子那样开始细嚼慢咽遗落在秦岭深处的传统家族文化，不料故事很快在山道上拐了个弯，朝着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有些突兀，却带着几分新奇和轻盈。处在秦岭重峦叠嶂中的花房大院，住着耕读传家的乡绅大户左焕然，他广有田产房产，在镇街及外埠还开着好些铺面。左焕然饱读儒学，养成了被乡亲邻里称道的品格气质。

 

　　他收容了一个革命者的遗孤，这是出于对幼小生命的怜悯，但也有更深层的根由：左家唯一的男孩瓦片是先天性残疾，花房大院的主人想培养孤儿作为自己家业和家风的传承者。于是瓦片被保姆带走，从此消失，孤儿被起名为左南生，成为花房院落的小主人。左家竭尽全力在生活上关爱左南生，还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作者似乎在向我们呈现，这早已不只是生命和家业家产的承继，而是乡绅文化及其背后整个传统文明的“香火”能否接续、复壮的问题了。

 

　　左家过度的爱，由于掺杂着家族功利，总让沉默而敏感的孩子充满了戒备。在内心深处，在隐秘的童年记忆中，在梦中和冥想中，左南生总是想起父辈壮烈的牺牲。他不能不冷漠地对待左家给予他的温暖，执着地想出走、想回归。几次逃跑不成，在历史变革的大形势下，他得以和地下革命者接上了头，一见如故，心有灵犀，终于接通“红缘”，而且送出了情报。在天翻地覆的时代变化中，左南生终于回归了革命队伍。

 

　　作者要讲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命运故事，我感觉到他着重要说的，是中国古典乡贤文化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难以为继。

 

　　一个真切的传奇故事，就这样承载了一段变革时代的社会实践轨迹和精神蜕变过程。故事独特到难以置信，似乎不可能发生，却又那么真切，让你感觉到它大约有一个真实的蓝本，唯其如此才有如此的不可重复性和吸引力，才能如此鲜活，带着露珠的晶莹。

 

　　整个情节纠缠不清，却又是非分明。为了乡绅文化和家族文化后继有人，左家无奈之极，却又无能为力。这是变革时代才会有的生活现象。这种复杂感、无奈感加深了故事的真实性。作者没有着意对原生的故事做定向的主题提炼，他保留了故事在土壤中的原真性、粗粝感，也保留了左氏家族在历史和时代面前的无奈。

 

　　小说展开了凝聚着现代社会政治冲突、社会冲突的斗争，展开了农耕文明、传统社会面临的文化冲击，还有血缘、家业和文脉在传承中的诸多痛苦和冲突。处在这些矛盾冲突和心理纠葛漩涡中心的是左焕然、左南生这一对非血亲父子。左南生由于年幼，而且作家侧重写的是政治冲突，而非文化内涵——他记忆的深处，是革命的爹娘和先辈，是山林伢子的生存方式，这是他的生命底色。他寡言少语，内心的创伤、追求和环境也不允许他活跃。这个年轻的生命便一直是在草蛇灰线的掩映中被描绘着。

 

　　小说最大的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乡绅阶层的典型人物左焕然。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学乡绅形象塑造取得的一个极可重视的艺术成果。

 

　　左焕然形象的复杂性在于，在他和长工雇员的关系之中，有儒家文化的缓冲带和传统礼教的减压阀，这使得他在本质上既与社会的先进力量相颉颃，又多少与传统文化的某些优秀因子相联系。于是，政治、社会的冲突，在文化的缓冲、减压中呈现出复杂的人生镜像和感情纠葛。

 

　　左焕然的内心世界有三层冲突。一个在生命本能层面，他对左南生的爱不能说无功利，却也不完全是为功利。但结局是传承个人和家族血缘的追求终未可得。一个在生存方式层面，他试图在仁爱忠恕和城乡剥削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和谐也终不可得。一个在政治社会生活层面，他想在革命与反动的斗争中两面讨好以求生存，当然更不可得。三个“一场空”，使这个人物带上了历史赋予他所属阶级的悲剧性。冲突是塑造人物的内生力，在多重冲突中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因为有了内外两个世界的交织而立体化了。这构成了左焕然形象的主要特征。

 

　　乡绅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或落第士子、本土有文化的中小地主、回乡赋闲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构成。他们大多占有土地，拥有房产，在乡村经济中有一定的支配权，同时在乡村社会中具有相当的文化影响。

 

　　乡绅阶层一般都是儒家文化的信徒。他们用儒学修养影响着乡间的文化价值观，并以此来塑造自己的道德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乡间的精神空气，和谐着底层的人际冲突，黏合着传统社会的盘根错节。乡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阶层，是村社文明的百宝箱、底层社会的万花筒。

 

　　左焕然形象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文学审美意义，正在于他对乡绅阶层丰富的生存状况、复杂的文化内涵及其充盈的性格命运冲突的高度聚光。作者通过对这个人物由“文化聚焦到艺术放大”的创造过程，不但呈现出左焕然“这一个”“这一家”的命运必然性，而且挖掘了整个乡绅阶层的社会意义、文化内涵以及审美价值。小说用真切精微的语言告诉我们，左焕然家族终结的悲剧，也是他所属的乡绅阶层走向历史终结的必然。

 

　　这时候，读者也许会恍然大悟，左焕然千方百计地谋求子嗣，结果子嗣或残或叛，这是否是作家的一个寓言？寓体是“瓦片”和“豆伢子”两个接班者的缺位；寓意是乡绅阶层和乡绅文化在新时代到来时的消亡。这是一种审美发现、艺术创造。

 

　　小说采用常见的全知视角和史诗叙述，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缓缓展开历史生活的图卷。作者少有直接介入的议论，尽量不给生活的自然展开引入外部力量，但作者的表述是温暖的、有温情的。历史风云与命运纠葛的血与火，因这种温暖和温情而有了感情流泻的硕大空间。

 

　　许多章节写得动情感人。像左焕然抛弃瓦片的描写，决绝、伤痛、冷酷；像豆伢子母子被追剿至绝境，在母亲跳崖的一刻豆伢子遽然成熟；像豆伢子对梦中秋月和身边连香的依恋，两相交融，以美和情将人物的两个境遇连贯起来，都写得感情丰沛，引人入胜。作家以具有温度和美感的文学语言，将读者引入到作品的审美情境中去。

 

　　这当然和作家能够将人物的感情融进整个小说的生活场景有关。但我更想说，读者能够从中感觉到，在写作中作家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状态是非常感情化、审美化的，作家自己首先被感动了，这种感动将他全部的文学库存、生命库存调动起来，喷薄而出。这时候，作家会进入一种十分难得的创造性审美和文学性表达的境界中，任文字流淌而出。这种状态看似从心所欲，实则是对作家各方面功力的一种即兴考验。所以我们读小说，既要冷静地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矛盾冲突、故事情节和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也要体会作品中所流淌的感情。创作主体的感情与流动在作品中的情绪一旦汇合为一条河流，好文、美文便在笔下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