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众议，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郜元宝、栾梅健，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处处长吴建南，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开宝、副院长彭青龙，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宁、杨明明，上海市外文学会会长叶兴国，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查明建、周敏、孙会军，清华大学教授王敬慧，南京大学教授高方，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同济大学教授吴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雯、范劲，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西安科技大学教授冯正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授王刚，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武凤珍，《当代外语研究》主编杨枫、《中国比较文学》常务副主编宋炳辉、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王雪瑛，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立志，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澳门大学教授朱寿桐，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张学昕，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苏州大学教授季进，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马莉，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授孙立盎，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樊娟，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王金波、薛原，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李锋，苏州大学副教授孟祥春，山西省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马明高、郑州大学副教授陈晨、福州大学副教授李碧芳、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教授胡菁慧，兰州大学讲师邱田、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马杰、张瑶等近百人参加了研讨会。

 

　　主题演讲

 

 

　　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做《面对世界文学，用真诚写出中国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主题演讲：我想在研讨之前说两点，以期在会议期间自己能得到一些教导和启发。第一点，如何认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有一个外国人说过：面对永恒和没有永恒的局面。这话说过很久了，都是我们今日的状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作家写作，对于世界来讲它是特殊的，是“这一个”。它的努力都是想着使自己能走向普遍的意义。而现实是，往往遇到了更高的文学标准，就将自己的普遍性还原到原来的特殊性。这样的过程是冲撞的、破裂的、痛苦的，但当了解了自己并了解了自己与更高文学标准的关系，分析、吸纳、融合，重新生成，以内在的力量再次使自己的特殊性变为普遍性。如此反复递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作家写作才能大成。当下的中国文学还不到产生像福克纳、卡夫卡、马尔克斯、塞万提斯、乔伊斯这样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甚至连世界文坛上还未有话语权和影响力。我们还处于特殊性，只是在对待特殊性的深刻把握中，只为达到自己的普遍性而努力。这就要求我们一是竭力增强自己的能量，提高自己的力量，以适应国际文学环境；二要超越地域、国家和民族，建立世界视野和想象力，以便安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第二点，如何认识我们自己与这个时代，与中国现实生活的关系。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发生着巨变，文学充满了太多的爆发力和想象力，同时也充满了太多的矛盾和问题，太多的困惑和焦虑。而文学又总被各种因素干扰，消蚀着它的纯粹和力量。作家，尤其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写作还在继续着，但已经有了与社会脱节了，越来越有了书斋化的现象。激情的衰退、思考的弱化，创作的土壤开始板结，这都是需要我们警惕和改变的，我在书房里写了这样的条幅。我喜欢在书房里不断换着我给我写的鼓励条幅。近期我写的是：面对生活要有机察之心以及写作保持饥饿之感。如何让自己的心灵适应这个时代，写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这需要巨大的真诚。有了巨大的真诚就不至于被那些虚假的、矫情的、投机的甚至以各种崇高的名义束行龌龊之极的东西所蒙蔽，就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写作有价值和意义。

 

　　主旨发言摘要

    在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做了题为“百年喧闹——评贾平凹近作”的演讲；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做了题为“试论《山本》的民间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演讲；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王宁做了题为“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文学”的演讲；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副主任朱寿桐做了题为“贾平凹对新国民性的揭示”的演讲；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做了题为“近二十五年贾平凹创作轨迹及其评价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查明建做了题为“英语世界的贾平凹——接受取向与本土性、世界性反思”的演讲；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做了题为“贾平凹的先锋叙事”的演讲；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做了题为“论贾平凹的‘世纪写作’”的演讲；清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敬慧做了题为“通往‘秦岭’的‘细路’——弗赖纳根与贾平凹作品中的道家意识”的演讲；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做了题为“与天为徒———论贾平凹的文学观”的演讲；《中国比较文学》常务副主编宋炳辉做了题为“中国当代作家如何面对‘两个世界’”的演讲；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枫做了题为“贾平凹小说中的意象因素”的演讲；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方做了题为“Translation,IntroductionandInterpretationofJiaPingwainFrance”的演讲；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季进做了题为“论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可能与未来——以贾平凹《高兴》的英译本为例”的演讲；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尧做了题为“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讲；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吴赟、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教师傅悦做了题为“贾平凹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效果研究”的演讲；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周敏做了题为“审美乌托邦还是身体的异托邦？——《高兴》中刘高兴‘西安梦’的一个视角”的演讲；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王金波做了题为“葛浩文《废都》英译本副文本研究”的演讲；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杨明明做了题为“JiaPingwaandBunin:Dialogueaboutrootseeking”的演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金雯做了题为“《山本》中的民俗：中国叙事的细节”的演讲；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孟祥春做了题为“贾平凹小说英译的翻译动理学考察”的演讲；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王雪瑛做了题为“秦岭的价值内涵与现代性——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的演讲；上海交通大学薛原做了题为“纯真的疯癫——评贾平凹小说《秦腔》中的‘疯人’形象”的演讲。

 

　　主旨发言摘要

 

　　百年喧闹——评贾平凹近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

 

　　贾平凹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面旗帜，他的近期作品展示了神话般的奇思妙想、史诗般的波澜壮阔。从《秦腔》《高兴》《带灯》到《古炉》《老生》和《山本》，在春蚕吐丝样细致和惊涛骇浪样磅礴中演绎了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沧海桑田。我将这些充满写实和通感、明喻和暗喻的宏篇巨制归纳为两个“三部曲”：第一个“三部曲”截取了现实中国的横断面，貌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而第二个“三部曲”则是对中华民族百余年甚至更长历史时期的纵向开掘，彷佛中几可谓秦岭似的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展去，巍峨中充满了跌宕和起伏、曲折和离奇。鲜有中国作家像贾平凹先生那样对自己民族历史有这般深彻的感悟和洞识，也鲜有作家像他这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有如此热切的眷恋和悲悯。

 

　　试论《山本》的民间性、传统性和现代性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

 

　　《山本》是当代文学的重要成果，在文学如何表现历史、如何完成古代小说的传承以及如何体现文学的现代意识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从民间性、传统性和现代性三个方面来探讨小说的艺术成就。

 

　　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文学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王宁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各种文类中，小说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流通渠道最广。没有世界文学的影响和启迪，中国当代小说的传统就不可能形成，同样，没有中国当代小说家的重要贡献，当代世界小说就是不完整的是有所缺憾的。贾平凹在当代作家中最具有乡土和民族特色，甚至他的语言都具有浓郁的西北特色和浓重的乡音，这一点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一些方言和土语中。因此他的作品往往被认为是“不可译”的。尽管如此，这也并不妨碍他的作品在全世界流通，他的作品被翻译为了三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着众多的读者。现在，优秀翻译者葛浩文等人开始对贾平凹的作品感兴趣了，并且积极地参与翻译他的作品，因此可以预言，贾平凹的作品必将很快有效地走向世界。他的小说所取得的世界性影响再一次说明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有可能走向世界，在这方面翻译的中介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贾平凹对新国民性的揭示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副主任朱寿桐

 

　　鲁迅时代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主要体现在精神奴性方面，而且表现于“落后的、不觉悟的”民众身上。贾平凹通过《废都》《秦腔》《山本》等作品揭示的是新国民性，它也是一种精神奴性的体现，但体现面更广，体现到精英文化阶层。而且这样的奴性深彻到人的骨髓与灵魂，使他们浑然不觉，秉持着奴性却都以爲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甚至做了文化的主人。人欲横流与私欲膨胀将人本来具有的灵魂挤逼到无地自容的境地，于是作品中的每个人都秉持个性却失去了灵魂。新国民性的揭示是贾平凹、莫言这一辈杰出文学家的时代性贡献，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许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站立起来的英雄，但他们塑造了这个时代特有的总体国民性形象。

 

　　近二十五年贾平凹创作轨迹

 

　　及其评价的几个问题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

    1993年《废都》问世以后，贾平凹经过短暂调整，创作重心基本转向关于当代中国农村和现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长篇小说，先后完成七部农村小说和三部历史小说。他写的历史与当下现实可以无缝对接，并未沉溺于往古而遗忘当下。他写农村，则直面农村的现实矛盾和历史变迁，具有清醒的现实与历史意识，绝非单纯的挽歌留恋或故为神秘与怪诞，更不是欣赏农民身上的落后愚昧。他写中国农民与近一百多年历史，也并非漠视都市化进程，而是想为都市化进程提供一面清晰的镜子，并不断反思其制度与文化的根基。他在语言和叙事以及人物描写上的返璞归真，主要是努力在中国与世界、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乡村与都市之间，建立必要对话和对照关系，竭力扩展中国当代文学的广度与深度。毋庸讳言，贾平凹的上述创作侧重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主流并不完全合拍，惟其如此，我们更应该对他抱有足够的耐心，因为贾平凹巨大的文学存在，跟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也构成一种对话和对照关系。这种潮流之外的写作将会带给我们别样的、更多更深刻的启迪。

 

　　英语世界的贾平凹：

 

　　接受取向与本土性、世界性反思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查明建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创作数量和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但与其在国内的影响相比，尤其是与中国当代其他作家的译介情况相比，英语世界对贾平凹的译介显得很不成比例。贾平凹在英语世界译介的不充分以及对其作品的接受取向，可为贾平凹作品的独特性研究提供另一个视角，同时，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全球化时代本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贾平凹的先锋叙事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

    贾平凹在《山本》后记中说：“《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了构思，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我想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这里，在交代小说的最初构想源起于2015年这个时间端点的同时，贾平凹实际上更主要的乃是在以一种特别形象生动的语言强调着这一题材的书写难度。然而，在具体讨论这一题材的书写难度之前，我们首先关注的乃是这部作品在酝酿构思过程中所发生的方向迁转。

 

　　论贾平凹的“世纪写作”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

 

　　作为书写历史、时代与乡土的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贾平凹始终保持着对生命和人性的尊重、思考和深入探寻的姿态。他对当代现实的冷静，以及对历史的敬畏、宽柔和清醒，都体现出一个杰出作家的精神品质。从《废都》到《秦腔》，再到《古炉》《带灯》《老生》和《山本》贾平凹的个人写作史，他大量的重要文本，同中国近百年来的沧桑彼此交融渗透，成为探索这一古老民族历史和现实的重要解码。近年来，他以愈发坚执、包容、宽厚的笔触，以旷达、自由的眼光，凭借其出色的想象力，在《老生》和《山本》当中，悉心梳理了中国二十世纪的风雨更迭，成为他“世纪写作”中厚积薄发的新“触发点”。本文试图以贾平凹的“世纪写作”为论述重心，以商洛丹凤棣花镇为写作原点，以《老生》和《山本》为切入点，描述、审视贾平凹透视民族百年历史的兴衰浮沉，探寻乡土中国的繁盛、沧桑，捕捉当下现实中人性的艺术探求和当代意义及其价值。

 

　　与天为徒———论贾平凹的文学观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

    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以其朴拙、灵秀、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已然奠定了其不容忽视的文学重镇地位。他的《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高兴》等作品，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并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在国内，也是屡获大奖，广受好评。1978年，《满月儿》获得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1984年，《腊月·正月》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秦腔》则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而新近出版的多达六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古炉》，又被众多研究者认为是一部精准描写“文革”十年浩劫的民族史诗。

 

　　中国当代作家如何面对“两个世界”

 

　　《中国比较文学》常务副主编宋炳辉

     《山本》是贾平凹创作的一个新里程碑，是继《古炉》《老生》后又一次重要的、包容性超越，并与之前的创作高峰《秦腔》形成遥相呼应又别开生面新格局。身处多元文化成为日常生活、世界文学日渐成为文化认同和沟通方式的时代，不论主观愿望如何，当代作家事实上早已面临一种共同的现实：对历史与文学的思考，对如何选择与创新文学叙事的探索与尝试，都必然同时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中国读者世界，一个是中国以外的世界。《山本》所体现的叙述特点以及迄今为止的接受特点，给当代中国作家，同时也给批评与阐释带来新的挑战。

 

　　论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可能与未来

 

　　——以贾平凹《高兴》的英译本为例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季进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场域中，贾平凹无疑是最具实力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相对于在国内文坛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贾平凹作品的海外传播却不如人意，并未得到充分和有效的译介与传播。1989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获得美国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PegasusPrizeforLiterature）。该奖项致力于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推广，在贾平凹获奖后，评委会即聘请著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将该小说译为英文，1991年《浮躁》的英译本《Turbulence》由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几乎与此同时，贾平凹的作品也逐渐走进了海外汉学家的视野，《人极》《木碗世家》《水意》《即便是在商州生活也在变》等作品被收入海外汉学家编译的各种中国文学作品选集。可以说《浮躁》的获奖与自主翻译，使贾平凹成为八九十年代最早为英语世界所了解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

 

　　贾平凹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效果研究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吴赟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傅悦

 

　　贾平凹的小说以陕西方言俗语的运用为显著特征，这对其进入英语世界造成了障碍。不过，在作者、译者和赞助人的协同努力下，贾平凹小说在英语世界受到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与1991年的《浮躁》相比，2016年至2017年相继翻译出版的贾平凹小说《废都》《带灯》和《高兴》，无论就图书馆馆藏、主要网络书商销量还是读者接受而言，在英美均呈现曲线向好的趋势，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其中，尤以《高兴》的普通读者群体最为广泛，其主人公乐观的生活态度、作者幽默的语言风格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精神内涵，以及译者对译文可读性的精准把握受到了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一致好评。此外，《高兴》还得到了《印度快报》和《新印度快报》等印度英语媒体的关注，这主要是源于小说主题对当地社会现实的映射，以及人物命运对于读者的启示。这种认可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更广泛的英语世界中传播的潜力。

 

 

　　审美乌托邦还是身体的异托邦？

 

　　——《高兴》中刘高兴“西安梦”的一个视角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周敏

 

　　贾平凹在《高兴》的“后记”中说，因为这个年代的写作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他要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社会纪录而留给历史。《高兴》却绝不缺少“大精神”。相反，关于主人公刘高兴和五富等的“西安梦”的社会纪录一点也不逊色于美国文学中的“美国梦”书写。在刘高兴悲喜交加的“西安”梦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新时代的阿Q的梦，从世界文学17的语境视之，刘高兴俨然就是中国当代的堂吉诃德，《高兴》则有着发生在中国西部的《人鼠之间》的感觉。打动西方读者的，正是言说了刘高兴等大城市的拾荒者们个体经验的社会纪录，是这些作为社会纪录的叙事背后的“大精神”。一种贾平凹谦称自己所没有的“大精神”，它是文学共和国里面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一种推动着小说人物离开清风镇直奔西安城的乌托邦叙事的理想主义精神。如何试图通过审美与艺术的乌托邦，实现自己成为一名西安人的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又如何演变成一个被他性充盈的身体的异托邦。与乌托邦的未然性不同，这是一个另类的空间在场，其不稳定，且充满临时性。

 

　　葛浩文《废都》英译本副文本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王金波

 

　　贾平凹《废都》于1993年出版，一时轰动文坛。虽然遭禁并毁誉参半，小说在法语世界却赢得高度认可。在解禁之前，贾平凹就已开始主动联系葛浩文，希望后者英译《废都》并愿意提供更好的条件。葛浩文领衔翻译的英译本2016年出版，其副文本内容与设计别具一格，富有深意。本文旨在深入分析该译本封面、封底、书脊与译者说明等副文本要素，结合译本产生与接受语境评判译本得失。

 

　　《山本》中的民俗：中国叙事的细节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金雯

 

　　本文拟从细节层面入手理解贾平凹小说艺术。“闲笔”是金圣叹在《水浒》评点中提出的中国小说审美要素之一，叶郎也在《中国小说审美》中有所阐发：“所谓闲笔，就是用点缀穿插的手段，打破描写的单一性，使不同节奏、不同气氛互相交织，从而增加生活情景的空间感和真实感。”本文以《山本》为例，探讨贾平凹小说对于中国小说传统中细节运用手法的承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闲笔”的运用使中国小说接近于欧洲小说的“百科全书”情结，但又自成一格。

　贾平凹小说英译的翻译动理学考察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孟祥春

 

　　贾平凹的文学成就巨大，但其国际文学声望与之并不相称，其直接原因是贾平凹作品的翻译传播问题，其深层原因则在于贾平凹作品的特点以及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纠葛。贾平凹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厚”与“土”，“厚”是内容与情感之“厚”，表现为植根土地与民间的厚重与悲悯，“土”则是风物、风格、语言之“土”，表现为浓郁的地域性与乡土气息。“厚”与“土”是贾平凹小说的胜处，也恰恰是翻译的难处，因为“厚”往往植根土地、民族以及历史，脱离了这一根基，西方读者很难产生“共情”，而“土”则有赖地域与方言，一进入目的语则，由“土”转“洋”，其“土”味定会消失大半。贾平凹小说的英译揭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一个悖论：越是民族的，就越应该是世界的，但同时也越难是世界的。

 

　　秦岭的价值内涵与现代性

 

　　——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

 

　　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王雪瑛

 

　　《山本》是以陕西秦岭上个世界二三十年代的民国史为背景来展开的情节和故事，小说中有两组人物，一组是以井宗秀为主的涡镇预备团（后升级为预备旅）、以井宗丞为主的秦岭游击队，以阮天保为主的保安队，他们在涡镇内外不停地争斗着。还有一组人物，是由陆菊人、目盲的陈先生和失聪的宽展师父组成。陆菊人是这两组人物的纽带，她是涡镇乱世中的铜镜。小说没有总结那段历史中各路人马的成败得失，也不是梳理历史大事件，分析时移世易的复杂动因，而是描述世俗烟火中各自展开的日常人生，思索处于时代激流中的人物命运：个体的渴望与困顿，理性与情感，人性的复杂与黑暗，彼此的争斗与残杀……秦岭不仅仅是《山本》的地域背景，而是呈现贾平凹思索中重要的价值尺度和审美旨趣。秦岭蕴含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恒长不变的价值能量，《山本》依靠着秦岭，审视和思索历史、人性和命运。小说行文中氤氲着传统文化的氛围，而贾平凹认识和审视的目光是现代的，山水恒常与人生无常之苍凉，生命短暂与生生不息之通达，在苍凉和通达之间，在凛冽岁月与一腔热血之间是悲欣交集的生命体验，是呼唤人的价值，爱的价值。

 

　　纯真的疯癫——评贾平凹小说

 

　　《秦腔》中的“疯人”形象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薛原

 

　　与世界文学中的“疯人”相比，贾平凹小说中的“疯人”形象有其特殊性。“疯人”引生是小说中一个核心的线索人物，通过这个人物的眼睛，小说展现了在广阔的农村中发生的戏剧化的人际冲突以及几代农民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中的思想格局和生活状态。在引生的眼里，是社会疯了。无论是他对纯真爱情不可亵渎的追求，还是他对秦腔这一传统文化几乎不和时代的热爱和继承，以及他对土地发自肺腑的眷恋和依存，都让他成为一个与极端商业化社会格格不入的“疯人”。“疯人”引生被寄予了作者对农民命运的同情和忧虑，对其劣根性的批判和鄙夷，以及对其质朴人性的颂扬。

 

　　为期三天的贾平凹作品专题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文学国际传播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这是首次打破了学科界限，以“国际传播”的视角进行交流对话，是一场“中西合璧”的跨学科、跨语种对话；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盛宴，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深刻性、前瞻性和开阔性的精彩发言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新思路。这也为国内外学者了解和研究贾平凹文学作品提供了新方向，希望更多学者翻译和传播他的优秀作品，让世界认识贾平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