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闻网消息：五四是什么？启蒙与救亡？科学与民主？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学生广场运动与知识精英的文化反传统？这些口号都写在五四的旗帜上，单独拿出其中一个在显微镜下品味，就可能曲解了90年前的那场政治与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清晰的历史运动，混乱、喧嚣可能才是它的主流，也正因此，90年来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如此丰富的内涵。一个立正起步向前走的五四，必然是单调乏味的，五四的魅力正在于它的众声喧哗。五四是一条大河。 　 　　1 　　常常说五四要打倒孔家店，但五四运动却是以保卫孔家店之乡被动员起来的。在“五四”的舞台上，红脸和黑脸，新青年和孔家店，都被动员起来。五四运动，不只是陈独秀、李大钊，也不只是胡适、傅斯年，或者是运动边缘的毛泽东们；它不只是启蒙与自由，不只是科学与民主，也不是社会新生活、新文化，它有陈独秀的“新青年”，有胡适他们的新潮西洋学说，有梁启超的研究派，有辜鸿铭、章太炎、林纡等的旧学说，还有毛泽东他们的社会改造实践。《新青年》、《新潮》、陈独秀、胡适等人固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力，但吴稚晖、马裕藻等人致力于国语统一运动，也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新村运动、安那其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派、打倒孔家店派，还有《新青年》之外的《学衡》、《国故》，以及满城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共同构成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五四运动。一个最典型的细节就是，新旧人物们同时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需要澄清的是，仅五四运动这场学生运动中，主要组织和领导者并非是《新青年》们，而是来自《新潮》社和《国民》社的学生。这两派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分属新旧阵营，《新潮》社的信徒文化主张极其激烈，而《国民》社的人连白话文都不接受。但在学潮期间，《国民》社的灵魂人物段锡朋却与《新潮》社的罗家伦过从甚密。 　　“五四”是一条大河，不同支流涛声喧哗互相融汇、冲突、推动着左右向前，喧哗着不同的问题，不同主义，主义中还有主义——同为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是渐进温和的；同为保守主义者，张君劢是保守自由主义者，梁漱溟是保守传统主义。而在无政府主义里，更是派别众多。所有这些其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所有的论战只有争论没有结论，东西新旧、解放与自由、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运动就是一切，怀疑就是一切，争论就是一切，而背后的逻辑是宽容，人与人之间宽容，社会的宽容。而宽容来自没有权威和霸权，就像张东荪所说：“有势均力敌之对抗，然后始能有容。”也因此，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都构成了年轻人的价值原则。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喧哗——思想的多元和文化的多元，而非一种思想扑灭其他思想，一种文化绞杀另一种文化。新旧非褒贬，新旧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罗家伦甚至毛泽东，他们的思想至少在那几年相互交错、互相依存，“凑在一起，立在同一水平线上讲话”，这才是五四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激动人心的魅力所在。瞿秋白在《饿乡纪行》中道出了一个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新旧壁垒森严，斗争你死我活，它更像一个漩涡，把一切喧哗投掷在里面翻滚、发酵。新旧是一场双簧。 　　当然，众声喧哗并非只有辩论、争吵，大批年轻人组织工读互助团，为劳工开办夜校、组办“平民教育讲演团”，这些五四的乌托邦主义者同样值得尊敬。陈独秀也曾指出，他们也应参加处理诸如妇女地位、劳工环境、人口问题等论题的社会运动。五四的论题，也从政治、文化转换至社会。而这也是五四的复杂纬度所在，所以五四绝非几个精英人物的广场秀。他们没有对话规则、共识，即罗素所说的“混乱自由”，他们遇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机遇，但没能把握。喧哗的局面只短暂存在，他们之间猛烈攻击而不是目标一致地前进，多元的思想最终为二元绝对所取代，要么是革命同志，要么就是叛徒滚出去。也由于众声喧哗，明星很多，口号很响，表演秀很夸张，他们最终没能敌过政治。　　2 　　五四运动在爆发的瞬间可能是一个抵抗外侮的广场故事，一个标准的政治事件，可我们纪念、祭奠五四并非如此简单。它既可以是狭义的五四学生运动，又是影响更为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后者，它既是以往一系列政治变革活动的延续，同时又启迪了后来的社会革命。五四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清末民初一系列政治转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政治改革失败的背叛。 　　五四时期正在中国的杜威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做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是诗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时代没有到来。五四学生运动的到来，新文化运动演变为激进社会运动，原本开放、多元、众声喧哗的状态，伴随着党派政治，趋向于封闭和排他性。 　　胡适后来说新文化启蒙运动被五四运动干扰，李泽厚的类似观点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但启蒙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学生运动，不谈政治的文化运动只能说是幼稚。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夭折，不在于外部环境的干扰，而是内部的崩溃。鲁迅曾感慨，“旧朋友是变化多端，几乎不剩一个了。”比如陈独秀前后立场的转变，比如胡适走向和政府和谐相处，等等。不到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社会革命所吞没。所以只有鲁迅，这位五四的洁癖者，始终坚持自由思想、自由写作权利，甚至抨击自己的知识界同行，因为他们不同程度背叛了五四立场。鲁迅最后成了五四的堂·吉诃德，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坚持五四的启蒙立场。     　3 　　罗家伦作为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并没有把这次运动称为爱国运动，而是称为民众自决运动，他首先看到的是五四对民间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罗家伦还否认这场运动与其他政治运动的联系，而纯粹是学生的血气冲动，“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而另外一些出自当年学生领袖的话语则把五四运动当成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学生”领导的，“罗家伦、胡适之流并没有领导五四”，这样一种事后的喧哗，在1919年是始料未及的。 　　1980年代以来，学术思想界有意避开把五四和革命叙事联系起来，而把舶来的自由主义拔高，几乎把个人解放和觉醒的实现变成衡量五四成败与否的标志，由此把个人觉醒和个人解放当作五四最重要的价值诉求。与此相关的论调是，五四知识分子批判传统的一致步调最终凝聚起启蒙的力量，但最终是救亡的外力伤害了启蒙的实现。其实无论是革命叙事还是自由主义的五四，都是把五四简单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五四当天的学生运动和赵家楼的火光，预示着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结束，喧哗也趋于可怖的寂静。 　　(本文参考叶曙明《重返历史现场》、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和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等)（责任编辑：茂科  校对：朝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