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冒险，世界上存在许多说法：有人说为了探索未知，有人说为了彰显生命，还有人说“因为山在那里”。但六连官兵的冒险则是出于一种职责——战士们必须用血肉之躯去守护祖国的每一寸疆土，向世界宣示我们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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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结束时，边防人“展国旗”的时刻。李斌/摄(资料图片)
在文中，你可以看到年轻战士被卫国责任激发出的英雄气概以及常人难以想象的非凡事迹。这其实是一种平凡的英雄主义，他们的身世那么普通，他们的出现那么偶然。恐惧与无畏、动摇与坚定、世俗与崇高奇妙地揉合在了一起。
平凡的意义在于，大家都应该可以做到，包括你我。这催人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普通人是否还要追求崇高？注重个性的时代，该怎样对待社会责任？欢迎来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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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文明一定是吃尽了苦头，才走到我国西藏边境这个叫“陇”的地方：2018年第一个月，在爱迪生发明电灯近140年之后，这里的灯丝终于接入了国家电网。
对于4000多公里外的北京来说，陇只是西南偏南方向上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子，却嵌在一道不可忽视的屏障上：中国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划定了约两万公里长的边界线，占陆地总边界的9/10，而它所拱卫的部分属于另外的1/10。猿猴在崇山峻岭间来去自如，它们脚底携带的泥土，牵扯着两个大国的相处。
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走到这里扎下营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至此诞生了11年，西藏自治区则要再等几年才会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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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9日，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杨祥国站在玻璃前。他入伍以来参加大小边境武装巡逻近百次，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身上大小伤疤21处，被官兵们称为“巡逻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迪/摄
这支戍边队伍如今的一名晚辈看过这几年热播的电视剧《冰与火之歌》，剧中的“守夜人”角色，让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份——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在一个令人畏惧不前的冰封之地，一个接近与世隔绝的地方，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在巡逻，我们也不会到处去说。”这个名叫刘东洋的年轻人说。他们的守护范围大都是无人区，其中一个地名翻译过来就叫“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英国军官贝利1913年接近过陇这个位置，但他的笔记注明他并没有到达。他的同伴曾用“西藏最后一村”形容周边另一村落。
刘东洋来时是2009年，通往外界的公路刚刚打通，这是道路由原始向现代的又一次换代。
今天的驻军叫六连，隶属于西藏军区某部边防团。第十七任团长谷毅记得，过去道路只容一车通行，两车会车需要一方退到宽阔的位置，悬崖边倒车几公里是常有的事。一辆卡车曾翻下悬崖，造成9人遇难。
谷毅不怎么费力就能说出许多有关道路的深刻回忆，比如大雪封山，将人困在山中数月走投无路。他见过封山之苦：一名战友的父亲患病，等到春天冰雪消融，第一辆邮车送来一摞电报，惜字如金的电报概括了发病到病危的全过程，每一封都求他“速归”。除了最后一封，带来的是噩耗。
“长夜来临，守望开始，至死方休……我是黑暗中的刀剑，城墙上的岗哨。我是御寒的火焰，启明的光线，醒世的号角，护国的盾牌。”“守夜人”誓言里这样说。
二
对生活在陇的边防官兵来说，特殊的边情时常提醒他们，自己置身于真正的边防线。“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刻在山南军分区大门两侧，门内第一块石头上则是5个大字：“站在最前线”。
陇这个地方不存在绝对的安静，这里的夜晚适合孕育“铁马冰河入梦来”式的梦境。距离宿舍10米以内是水声隆隆的甲曲河，河流的喧嚣和雪山的沉默在士兵的床头对峙。
“有人说，在这里，即使是睡觉，也是在守卫边疆，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今天，21岁的士兵卢盛玉说。
他们开饭前经常合唱的歌是《当那一天来临》。没有人期待“那一天”真的到来，或者说，他们今天厉兵秣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那一天”来临。
峡谷密林间，这个小小连队里，每个人都熟记一句话：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
三
刘东洋的老班长杨祥国可以举出很多证据，证明陇也在缓慢进化。
没有人比杨祥国对此更有发言权。他是这里的“活化石”，还没人像他一样在这“崖壁下面巴掌大的地方”生活了这么久。
杨祥国17岁那年从重庆来到这里服役，多年后他因背疼去了医院，发现身高矮了1厘米。医生说是由于长期负重造成脊椎下陷。医生不敢相信他的年纪，告诉他这种症状最早会在五六十岁的人身上出现。
今天，34岁的杨祥国已经接受自己拥有五六十岁的脊椎。他甚至笑着解释，人类脊骨像是弹簧，而他的那条“弹簧”一直被重物压住，没怎么松过，缓冲的间隙小于常人。
整个西藏边境，他所在连队的巡逻线最苦，也最险。但这些路必须有人去走，陆地边防的一个意义在于：到达某片领土，宣示主权的存在。
谷毅说，一代代人都是如此，用双脚丈量国家的领土。“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尺寸与人”。
这里没有界碑，也没有“您已进入中国”的边境警示牌，有的只是脚印。留下最多脚印的是个头不足1米7的杨祥国。
杨祥国后来成为部队里一位著名的开路先锋式的人物。他走过最多的巡逻路，多数时候，他都腰系绳索，手持砍刀，走在最前。
他负责开路。在这里，他见识到什么叫“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有的路线往返要在野外生存六七天，沿途是峭壁、冰河、雪山和原始森林。山与山之间断了一截，就“抬几根棒棒”搭上梯子，手拉绳索，从空中走过。
一条路曾统计出200多处危险路段，但杨祥国说，数字永远无法精确——这一次是坦途，下一次就可能变成天险。
负重与路线长度成正比。他们连牙刷都不带，嚼口香糖代替刷牙，“少拿一点是一点”。但人均负重三四十公斤仍属正常。需要架梯通过的路段太多，以至于他们会背上钢梯，拆分后多人携带。必背的还有高压锅、汽油、大米、蔬菜、罐头和火锅底料，否则体力难以为继。
杨祥国因饭量大得名“杨大碗”，但他不敢多吃，经验是吃八分饱，以便赶路。
在超过2000米的海拔落差里爬高伏低，人体受到挑战最多的是肺和脚。肺的体验千篇一律，整个途中都像是快要拉破的风箱，脚感则因人而异。
一位首长参加过一次巡逻，返回时发现脚指甲掉了一个。又过了些日子，他告诉别人，十个脚指甲全没了。
营长余刚解释，不常走这种路，脚指甲会很快充血、顶起，连续五六天就会脱落，“十指连心”地疼。
杨祥国被称为“巡逻王”，但他也免不了濒临崩溃。他形容，每一次巡逻后都会“对人生多一些领悟”。最长的连续行军会从凌晨两三点走到傍晚，人到后来连话都不想说，只是跟着前人的脚后跟，机械地移动。
连队里养的狗有时也跟着巡逻，但需要人抱着走过危险路段。走着走着，一些狗没再回来。
一年前入伍的程金虎原计划到飞机上做空少，他大专学历，空中乘务专业，可惜英语不过关。他在成都销售过广告牌位，父母希望他去政府部门谋职，但他认为自己身为独子，需要一些锻炼。
然后，他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有些地方如果你脚一打滑，基本上就回不来了，下面都是几十米、几百米的深渊。”
恐怖的路段各有各的恐怖：刀背山、刀峰山、老虎嘴、绝望坡，这些非正式的地名出处已不可考。绝望坡最好是埋头去爬，抬头看一眼都会失去勇气，“越看越没力气”。刀背山山脊只有沙发椅那么宽，侧面坡度接近直角，下面照例是深渊。
最受欢迎的地方，无疑是卧在河里的一块“两间房子大小”的石头，离宿营点不远。“我们叫它‘诺亚方舟’。”杨祥国解释，“你看到那个‘诺亚方舟’，就相当于看到希望了。”
四
当一次巡逻终于完成，远远望见平地，有经验的军官会转过身，退着下坡以保护膝盖，毛头小子则恨不得一步冲下去。
踩到平地的瞬间，用从大学休学入伍的士兵李声松的话来形容，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似乎力气全回来了，生出“还能再走上几十公里”的错觉。
余刚有一个“特别特别强烈”的感受：双脚本来疼得火烧火燎，也许正在流血，踏上平地时痛感像是突然消失了。“就像打仗一样，接近胜利的时候，战斗快结束的时候，人的战斗力是空前的。”
但只要往车上一坐，他就立即感到人要“散架”了。
连队会提前杀猪等候。巡逻归队是与重大节日并列的值得杀猪的事情。据余刚解释，一方面是因为巡逻时常饿肚子，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巡逻都经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每一次归队都相当于一次凯旋，值得犒劳。
虽然这些人露营时总是发誓说回去头一件事要“吃点好的”，但真正面对满桌饭菜，总有人抢着去冲澡——归队时，他们自腰部以下全是黑泥，迷彩服的花纹都已分辨不出。
几年前，一群从北京来出差的部队干部在门口等候他们。一见面，年轻的士兵看到这些“首长”当场哭了起来。余刚有点不知所措，他的妻子正在这里探亲，他看到女首长们一边哭一边掏出在拉萨买的首饰，直往他妻子手里塞，“嫂子你辛苦了，你拿去，你在这儿不容易，我们回拉萨再去买。”
从最长那条巡逻路返回，有些人会瘦好几斤，刘东洋比较清楚这一点。他受过高等护理教育，在连队做了卫生员。
他与这里的伤痛打过很多交道。途中扭伤，就地用山泉冰一下，严重的打上封闭针。名叫山虱子的小蜱虫制造的麻烦不小，要用镊子轻轻拔出，以前有过发现不及时而导致手术的先例。一些伤口在巡逻结束后才会被发现。余刚某次摔过跤，多日后感觉手掌有异物，挑开看到里面已经化脓，肇事者是比米粒大一点的碎石。
风湿是相当普遍的职业病，不难理解：一路上浑身湿了干干了湿，有时人一觉醒来发现帐篷进了雨，而自己正躺在水里。
杨祥国庆幸没患风湿。“我就一个‘脊椎下陷’，其他还好，嘿嘿。”
他身上共有21处“光荣疤”，它们从他第一次走上巡逻之路开始积攒。新婚之夜，他曾羞于让妻子看到自己的身体。
所有问题中，脚底的水泡因太过平凡而常被忽略，正常程序是用针挑破，消毒敷药，但人们更多是找个树刺扎破，或者忍住不去处理——不想影响赶路，更不想经历把背囊放下再背起的过程。
“背的东西太重，重新站起来太消耗体力。”余刚说，一般休息不会超过5分钟，因为低气温下停顿久了肌肉容易僵硬，加大抽筋的概率。
那么，什么是休息？
这位老兵突然起身，半蹲，弓腰，喘着粗气，双手撑在膝盖上——这就是休息。
五
如果换个心情，这一路的不少景致其实是“诗情画意”的。他们在轰鸣的水声中穿过竹林，绕过瀑布，跨过乱石，从五六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下经过。会与猴子、黄羊、野猪、松鼠和小熊猫打照面，会见到质地密实、刀枪难入的稀有树种红豆杉。头顶有看不到影子但歌喉动听的鸟儿，也有美貌惊人但叫不出名的鸟儿。
但是，那种对风光的好奇早在第一次巡逻中就消磨殆尽了，每个人提起这些路，都会使用一些描述炼狱的词语。因为等在前面的，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这是国家无战事但边关有牺牲的年代。六连有据可查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14位，因公牺牲者远多于此。1984年，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到此踏勘道路时心脏病发作，痛苦地拽着马尾死去。
所有烈士中，最年轻的看着像个孩子。2005年，19岁的古怒在巡逻途中摔下了悬崖，他的目的地是“阿相比拉”——当地语言所说的“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古怒是杨祥国的重庆同乡，比杨还要瘦小。杨祥国是他的班长，余刚是他的排长，但他们都因事缺席了那次巡逻。余刚当时正在昆明参加军校的考试，“我们有一个人没了”，他接到电话。他第一反应不是古怒，是“最不听话”、令他最不放心的一个兵。
是过桥时出了事。那里是一处湿气很重的陡壁，木桥和山石上生着青苔，下面看不见底。为防万一，过桥要一个一个来。古怒位于队尾，因此他可以看到聚精会神过桥的战友次仁珠杰所看不到的：山体滑坡的泥石流正从右侧滚来。
泥石流并不稀奇。“走着走着，碗大的、锅大的石头就下来了。”余刚说，“最好站在原地，看着石头往哪个方向(滚)。”
但这次来不及了，古怒冲过去推开了次仁珠杰，自己却被石头砸了下去。
他摔出不太远，人们找到他时，他仍有意识，但颅内出血，伤得很重。他死于归途。
他本来已进入回家倒计时，再过5个月就会退役。那次巡逻出发前，他站在宿舍的楼梯转角处，对人说他再去最后一次巡逻。他还提议，这次回来，大家要开个小火锅，“烫个菜”。
最后的痛苦挣扎中，古怒力气很大，抬他的两个人也差点出事。那天带队的连队指导员殷永飞事后告诉余刚，如果这二人也摔下去，“老子不管了，也飞下去了”。
余刚至今耿耿于怀，他习惯在队末收尾，如果那次他在，走在后面的就不会是古怒。
这是余刚第二次见到牺牲。在古怒出事的同一个位置，1998年，另一名士兵罗国稳摔了下去。余刚当时是新兵。他记得，人们系着绳索下去寻找罗国稳，绳子放了七八十米，才发现他落在一棵树上，树尖刺破了他的心脏。
二人遇难之地，后来叫“舍身崖”。
舍己救人的古怒被追记一等功，他穿过的军服进了团史馆。人们为他穿上新衣，把他葬在营区一公里外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永远眺望他的连和他的路。
而那位司令员的纪念碑，则树在通往连队的公路一侧，碑上顶着红星，裹着哈达。余刚路过时习惯下车敬上三支香烟，祈求昨天的司令庇佑今天的部属。
“有些人会到祖坟上许愿保佑升官发财，我从来没有许过这个愿。”余刚说，他一直都在祈祷兄弟们“健康平安稳定”。
有时，余刚会在古怒墓前对新兵感慨：“看看我们古怒，永远在这个地方了。”
除了余刚和杨祥国，与古怒有过交集的战友都已离开了这个连队，但这个小个子仍常被提起。新兵来时要认识他，老兵走时要向他告别。17岁的新兵匡扬武记得，他们报到的第二天，就被带去给古怒扫墓。
为表心诚，扫墓时每人自掏腰包买点祭品。年轻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意，水果、饼干、鸡翅、薯片、花生、不同品牌的可乐，酸奶要插上吸管。无论是否抽烟，人人敬三支烟，香烟插在旧弹壳里固定。
余刚还会拍下照片，发给古怒的家人。驻军始终与重庆这家人保持着联系。杨祥国与4位退役者多年来有个约定，只要他休假回重庆，就同去古家看望。
古怒的母亲最初连续三年来扫墓，2015年又来过一次，向众人分发了她亲手做的鞋垫。儿子出事10年了，她仍坚持到遇难处祭奠，拉着团政委杨守宝的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等到回归平静，人们听到她说：“我养了个好儿子。”
六
古怒葬礼几个月后，他的指导员殷永飞被哨兵发现半夜晕倒在水沟里。他清醒后告诉别人，自己起夜时听到古怒在喊他，感觉四周密密麻麻都是人，但每张脸都是古怒的脸。
失去古怒是殷永飞“终生的遗憾”。余刚不确定他今天是否走出了阴影。据他所知，殷永飞给古家寄过冬虫夏草等药材。殷后来调离了连队，然后又在2017年彻底告别了军营。临走之前，他又一次去了古怒的墓地，嘱咐余刚不要再像他一样“把兵带没了”，嘱咐人们多去看看古怒。
实际上，那场事故给整个连队都投下过阴影。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杨祥国说，不知是谁发现了巧合：从1984年算起，每七年牺牲一人，“七年之痒”。
余刚也承认，大家经过古怒出事地时会紧张。有一次，距离那里大约500米的位置，一个士兵踩滑，摔出十多米。余刚远远看到他一动不动，第一反应是“完了，又一个”。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去，看到那人眼睛很亮，但说不出话，直至获救仍不知发生了什么。那一年，他感到“压力空前大”，每次巡逻选人，挑了又挑，慎之又慎。
在刘东洋记忆里，到了2012年，大家普遍有点担心，他不认为这是迷信，毕竟那种巧合让人“难免心里嘀咕”。那年年底，最后一次巡逻结束时，他松了一口气。
当2012年的日历终于翻到尽头，所有人松了一口气。一个关于时间的“魔咒”被时间打破了，它是无稽之谈，却带来过真实的阴影。
但即便如此，人们报名巡逻时仍争先恐后。平时表现突出的才会被选中，不止一人落选后越级找营长诉苦，“为什么又不让我去？”
余刚试着找出一些安慰性的借口，比如“你个子太小了”。
“难道我个子太小了是我的错吗？”
还有一位叫胡玺乾的士兵，被调到了县城，总觉得哪儿不舒服，找到机会向团长申请，又调了回来。
余刚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对一件事的恐惧与无畏，可以在人的身上并存。但他相信，“你作为边防一员，你一次巡逻没去过，你由衷没那个自豪感。”
“遇到巡逻，马上斗志就来了，火苗就燃起来了。平时你没看他怎么样。”连队现任指导员母科说，这是体现一个军人价值的时候，留守者心里会怄火。
母科生于1988年，入大学时就是国防生计划挑选的后备军官。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是“for honor(荣誉导向)”，而雇佣军制度是“for money(金钱导向)”。
死神其实一直离得不远。余刚就曾在悬崖上救过人，最终两人抓住绳子悬在半空，死里逃生。
如果摔下去——“那么今天在这里跟你说话的就是别人了。”
在后来者眼中富于传奇色彩的杨祥国，曾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救过人13次，也被人救过。他摔下被树接住过，下面只看得到细细的水线。战友张威被他救过多次。有一次张威丢了墨镜——这可能导致雪盲症进而遇险，杨祥国与他轮流戴一副墨镜，手拉着手行军。
“巡逻路上你把手伸出去，就相当于把生命托付出去了。”杨祥国说，跟这些人平时连电话都不常打，但彼此是在心里抹不去的。大家曾生死相连过。
这条路上的一个传统，不知始于何年，一直传到了今天：巡逻者每人左臂会系一根红布条。余刚说，红布条从实用角度是一个便于辨认的记号，同时在心理上是一个寓意平安的信号。以前物资紧缺，大家撕布条时都很小心。
前些年，连里的一个习惯是巡逻前让写遗书。遗书存在留给家人的“后留包”里。
杨祥国忘了写过多少遗书。他18岁那年第一次留下遗言，很慎重地写了两封，一封给父母，一封给暗恋过的中学同学。18岁的遗言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嘱咐爸妈保重身体，以及告诉那个有点像演员李若彤的女孩，他曾是那样自卑和懦弱而没有表白。
天长日久，他很快写到“没什么感觉了”。到后来不知还能写些什么，就照抄过去的遗书，换个日期。他记得别人的一封遗书里只写了5个字：“我一定回来。”
杨祥国带过的藏族士兵白玛坚增说，自己从没想过巡逻时牺牲，“我们都觉得肯定不会出事。”
“我没有想过是因为，随时都是准备着，没必要去想。”杨祥国说。
但一些做法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他是独子，在父亲9年前因病去世后，他鼓励母亲抚养了亲戚家的一个女孩。
他解释说，每个人都会想到牺牲——就算不去想，不代表没有看法。军人本身就意味着牺牲，毫无怨言的那种。“自然而然的事儿你就觉得没必要想了。”
余刚并非独子，他承认做过最坏的打算：万一那一天到来，至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照顾。
团长谷毅认为，这里存在某种一茬一茬人“战天斗地”、前仆后继所形成的魂和魄，“它是语言文字无法完整表述的”。年轻人来到这里，会被无形的东西感染，形成一种自觉。这种自觉难以言喻。
“有什么秘密呢？你也会默默无闻地坚守。”余刚说。
七
对所有人来说，巡逻之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莫过于终点，他们所说的“展国旗”——也就是上级所确定的宣示主权的地方。
杨祥国说，走到那里，再苦再累，腰杆会不自觉地挺到最直，军姿应该是“最标准的时候”，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中国。谷毅猜测，或许是“这种荣誉让人上瘾”。
“和平年代有无形的战场。”母科说，很多人觉得当兵的吃军饷却“什么事都不干”，“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些言论。没有部队在这儿守着，国家能安宁吗？”
“展国旗”的时刻，所有人集合，拉开一面国旗，打开摄像机。指挥官在镜头前向上级报告：“现在是北京时间”某年某月某时某分，巡逻分队经过了几天几夜到达指定地域……
那一刻到来时，每个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整理武器装备和着装，他们会拉好拉链，翻出领花，饱受脱发困扰的人甚至会仔细地用军帽遮住发际，以最佳形象示人。
“展国旗”时，李声松会有身后十几亿双眼睛看着自己的感觉。即使不远处的情况不明，气氛十分紧张。“好像整个中国在当我的后盾，我后面有13亿人，有什么可怕的？”
程金虎认为那时有一种“丰收的喜悦”，他的四川同乡、22岁的唐银则说，那是觉得“当兵很值”的时候。“你到那个地方很累，但是国旗展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好了。”
唐银尝试过这样向老家的朋友介绍自己的工作：“你现在能够安稳地坐在这里吃饭、坐在那里打牌，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宣示主权时，指挥官会带领大家喊一些号子，诸如“祖国万岁，人民万岁”“祖国必胜，人民必胜”。
在2017年一个这样的时刻，指挥官带头喊了一句：“我们站立的地方是——”
“中国！”人们高声回答、敬礼。
八
见到国旗，哪怕是在探亲时，杨祥国都有可能联想到那些巡逻路线，条件反射一样。
原本，父亲并不希望杨祥国当兵。17年前，这个贫苦的农家子弟参加过高考，只考上了大专。父母送他去复读，指望他考入好的大学，改变命运。他那时是个平凡的、给人“乖巧”印象的孩子。
复读一个多月后，他听到年度征兵的消息，打算去报名。在中国1998年的罕见洪灾中，解放军的救灾表现令他印象深刻。虽然父母反对，他找到了支持者——他的叔公在西藏当过兵，在镇上工作，“说话有影响力”。他成为家族里第二个穿军装的人，也分到了西藏。
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到西藏后，他先是在一个兵站集结休整，与多数初到高海拔地区的人一样，见识了难熬的高原反应。一个凌晨，军车把这些新兵送到不同目的地。他迷迷糊糊上错了车。车上中途点名，发现名单里没这个人，而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部队干脆把他的档案转了过来。
他就这样到了这里。中国正在经历势不可挡的城市化，几亿人从农村迁居到城市。但像他这样的人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走到了国家的末梢，让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暂时阻隔了人生其他的可能性。
余刚记得，当年他参军前，母亲对他提出的第一条希望是争取在部队留下，“能从穿胶鞋的换成穿皮鞋的更好”。
“我们那个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要留在这里。现在国家条件好了，出去打工也不是很差的出路。”
新兵匡扬武原本要去开挖掘机，像他一样，大多数人原本已经或即将坐在“世界工厂”的不同工位上。刘东洋短暂地当过护士，唐银学了半年汽车维修，从内地部队转来的刘佳在大专学过几个月的“机电一体化”，一个叫谢厚毅的中专毕业生说，自己本来有很大可能去城里那些正在装修的高楼里做水电工。
2011年，中国修改了《兵役法》，考虑因素之一就是不少适龄者优先选择升学和就业，“兵员文化素质在低层次上徘徊”。有关服役年龄、大学生参军方面的条款都作了修改。
自那以后，陇这个地方迎来的大学生日益增多，以前连读过高中的人都少见。年龄放宽后，生于2000年的一代人于2017年开始抵达，2000年12月出生的匡扬武是其中之一。
九
当兵没多久，匡扬武购买了一个剃须刀。这里很多人的购物清单上都包括人生中第一个剃须刀。
军旅生活是另一把剃刀。匡扬武变壮了，而一个外号“胖子”的人很快成了瘦子。相当一部分人把病毒分子结构一样的夸张发型留在了老家。长辈原本就对这种染过色、桀骜不驯的发型缺乏耐心。经过剃刀的一次次修理——有时在入伍地和服役地分别修理一次，这些发型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板寸，连人的气质都被修剪过了。
匡扬武当初在中学成绩不佳，感到迷茫，在这里他表示忙得没空“迷茫”。生活像是修剪过一样整齐，起床号，开饭号，训练号，熄灯号，时间被完整切割，像床上叠出的“豆腐块”被褥。训练场上队列“向右看齐”时，走廊里的脸盆排成一线，也保持着一种“向右看齐”接受阅兵的姿态。
与“国家”这个概念的接触，显然对这些年轻人的成长产生了作用。家境很好的王凯强承认，“这种意识是来了部队以后有的。”
他刚过18岁，家人本来希望他去学管理，接手家族企业。那时他认为前面“没有方向”，父母安排的轨迹又太乏味。他6年内在4个省份转过学校，依然喜欢逃课和打架。他的铁杆朋友有5位，“一个比一个高调”。
有一天，这些人突发奇想要去从军。“忘了具体是谁说了，整天没事干，还不如当兵体验一下。”王凯强说，他们约好只服役两年，大不了“去后悔两年”。
但不是所有人都通过了征兵手续。6人中有4人到了部队，两人去国外留学。王凯强不久就意识到大家真的分道扬镳了：他打算期满后争取多待几年，而留学的朋友则对他的生活表示了嘲笑。聊天也总是存在隔阂，他们说的话题不再令他感兴趣了。
他说，来到这里才知道，“没有我们在这儿守边，他们不会享受到那么多”。但这话，他并没告诉朋友。“你嘲笑就嘲笑。”
“感觉在这儿长大，责任比较重。”谢厚毅说，一是部队的责任，一是家庭的责任，好像突然全都感受到了。
入伍几个月后，匡扬武将自己攒下的津贴给父亲转去一万元。“钱没什么地方花”，他告诉家人。父母高兴地推辞着，表示先替他存下。
军官们都承认，如今“兵不好带”了。谷毅团长说，他们知识面广，思想活跃，敢于表达，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强，“现在他们会多问你为什么”，会强调“这个事我认为怎么办”。但他强调，在接到任务、需要担当的时候，他们没有一点狭隘和自私。
团政委杨守宝认为，没有谁是一来就具备所有能力的，前人最多吃苦能力强一些。如今的一次次巡逻证明，这一代人的体能和意志力都不差。只要把他们用好、训好，“这些孩子能当顶梁柱用”。
十
每周两次开着皮卡车到来的邮政送货员最清楚一点：互联网及快递业的繁荣，密切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车上的包裹总在增加。
那些发自老家、经过两家以上快递企业转手才最终到来的雪饼、薯片、辣条、奶茶和乳酸菌饮料，证明收件人仍是妈妈眼中的孩子。
那辆旧皮卡帮一位在新疆做生意的父亲送来干果，替广东乡下的一位母亲捎来自制的红薯干。四川一家人寄来的是家乡特产的挂面和“八宝油糕”，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西藏一位母亲给儿子寄来了压缩干粮。通常来说，能收到什么取决于“跟爸妈报需求”，零食几乎一开箱就会被人哄笑着“宣示主权”。
按照规定，只有“8小时以外”才允许使用智能手机，这让年轻人难受不已。“我们这一代很多都是‘低头族’，”李声松说，每个人都要克服离开手机心里“发痒”这一关。
但不管怎样，新人已经带来了很多从没有过的东西。连队的书架上，同时摆着《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与文学杂志、言情小说。在刘佳从内地转来后，书架上多了介绍腾讯和蚂蚁金服等互联网企业的图书。那是他从网上买的，他相信这类企业是“风向标”。还有人在读介绍共享经济的电子书。
在他看来，边防生活相对枯燥，但优势在于，如果对自我有要求，在这里磨练几年，做什么事都会有很强的执行力和意志力。
某种程度上，这个地方像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公共场所张榜公示着各科考核成绩，大门外的杂货摊生意兴隆，篮球场上每周发生对抗。美国职业篮球赛很受欢迎，中国女排的崇拜者，同时喜欢在电视机前“指挥”足球队。晚间熄灯以后，卧谈反而渐入佳境，匡扬武感到，“跟学校里差不多”。
露营时，年轻人像在学校时那样围成一圈，跟着手机里的音乐轻轻哼唱。很多人学会了演奏吉他、笛子或是萨克斯。当一个在老家组过小型乐队的士兵拨动吉他，整个宿舍都会为他安静下来。匡扬武花了80多元，从网上买来一个音乐播放器。年轻人喜欢跟风，他是班里第4个购买这款播放器的人。
网络升级带来了时兴的音乐、玄幻小说、“鬼畜”视频，以及新款手机游戏。余刚这样的老兵生出新的苦恼：过年时例行的纸牌比赛没落了，新人会组队在游戏的世界里竞技。
新人带来的另一个变化，黑板倒是显示得很清楚：过去囿于文化水平，老兵为出黑板报头疼不已。为了让字体好看一些，他们打印出内容，把文字的轮廓刻出，涂上粉笔灰，再沾到黑板上。新人现在用电脑绘画和打字，通过投影仪投到黑板上去临摹。
十一
在瞬息万变的外界面前，陇仍然存在一些迟缓和脱节。这使它具备了一些只在一个大国的末梢才能看到的状态。
每个人休假时都感到，自己落后于语言的更新了。朋友重聚，“他们说什么都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我要想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刘东洋说。李声松与大学同学聊天，这些人随时蹦一个新词、一个新“梗”出来，比如“打call”，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外面流行的“梗”，总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才会在这里生效。
“一直在边防连队当兵的人，都很单纯很纯洁。我们这边的人看起来很傻，眼神不一样。”白玛坚增说，他在军校里遇上其他地区的军人，自我感觉比人家能老上10岁。
穿梭在城乡之间送来的快递袋里，一些东西像是走错了地方：卫生巾，可以垫到鞋里，让巡逻的双脚舒适一些；面膜，多半是探亲之前，这些年轻人为了让父母见到自己少一些沧桑，修复皮肤的徒劳尝试。
西藏军区干事晏良记得另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尝试：他的一个战友临时抱佛脚，从拉萨回家之前，走进了一家美容院。
这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家美容院，能够去除地球“第三极”留给这些人的“高原红”烙印。天长日久，他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缓慢的变化。伤口总是好得很慢，别处一个星期结痂的伤口，这里需要两个星期。刘东洋猜测，在高海拔地区，人体机能出现了下降。
老兵们都认为以前比现在冷。每时每刻，在看不到的地方，冰川在消融，雪线在上升。他们生冻疮的概率在降低，部分得益于条件的改善，但他们相信与气候有关。
余刚有一整套应对冻疮的可怕经验：长时间用温水浸泡，泡软后撕掉冻疮，涂上“高原护肤霜”，不停揉搓，再贴上创可贴。晾干皮肤，再浸入温水，撕掉创可贴，用夹子扯掉坏肉，再涂护肤霜。
冻疮曾经极具创意地每年拜访他的手脚和耳朵：手背开裂，指缝也开裂；横着开裂，也竖着开裂；直线开裂，也呈三角形开裂。有一年他去广西出差，当地武装部干部仅仅根据他的耳朵就推断，“你是西藏的吗？”
“西藏”意味着特殊的艰苦程度。国家针对“艰苦边远地区”部队服役者的优待政策里，地区分为几类，分配到驻五、六类艰苦边远地区或者特、一类岛屿“或者西藏部队”的，高定两个职务工资档次。
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在征兵办法里承诺，对“到西藏等高原艰苦地区”服役的义务兵优待金，按照标准的两倍发放。
晏良见过很多的西藏边防兵，容易识别的特征是他们通常皮肤更黑。由于缺乏维生素，长期生活在边防的人指甲是平的，有点像麻将牌的“白板”。耳朵冻烂的很可能刚从哨所下来。另一个特征是脱发，缺氧和压力的双重后果。
不满40岁的余刚摘下军帽，展示他的生平憾事之一：发际线后退了不少。山南军分区一个叫无名湖的哨所，一位2017年底退伍的士兵脱发严重，家人安排他相亲，他戴了假发，聊到高兴处，不小心把假发扯了下来。
“四个字：青春易老。”晏良感慨。
十二
每个人都知道，在最好的青春留下之后，自己迟早会向西藏告别。在六连，连入伍不久的新兵都已在做一些打算。很多人在努力攒钱买房。一位士兵说：“大家都为房价恼火。”
多数人将到中小城市谋生，重新汇入城市化的浪潮。回去后，他们首先要克服疏离带来的不适应症状，谷毅称之为“地域差”。身体会“醉氧”，表现是反应迟钝，喜欢昏睡。购物时要学会讲价，避免上当。
有一回，晏良拜托妻子在成都教一个西藏军人如何坐地铁——对方没见过地铁是什么样子。这些人在含氧量不足海平面40%的“世界屋脊”服役时，国家迎来了持续的繁荣，一个产物就是铁轨迅速在大中城市的地下蔓延开来。
每一年，新兵穿上军装也就是老兵摘去帽徽的季节。在六连，“欢迎新战友”的横幅背面可能就是“欢送老战友”，送来新兵的汽车掉个头就接走老兵。
这样的时刻总是伴随着痛哭流涕。老兵们甚至会对着狗说上一会儿话。唐银说，大家都明白，“走了以后，这一辈子基本上那条路上再也不会有你的脚印了。”
有人尝试将营区的野牡丹种子带回家，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的倔强——在别处基本不会成活，成活也不开花。那些碗口大小的粉色、黄色、白色花朵是点亮整个营区最富色彩的事物。
当他们最终离开，许多人没有见过山南“站在最前线”的那块大石，没有见过拉萨布达拉宫的喇嘛。他们只是凑近飞机的舷窗，俯瞰过亚洲中部这个一望无际的“屋脊”。他们只是在巡逻之路有限的半径里踏过西藏的土地，吹过印度洋送来的季风。不少人承认自己当年哭过，初到西藏“一下飞机心就凉了一半”。
临别时，他们千方百计讨一张照片带回——证明自己宣示过主权的照片。
余刚和杨祥国都不知接待过多少退伍战友回来“探亲”，也有人发誓不“混出个样子”绝不回来。但通过那张照片，混没混出“样子”的人都可以一次次回到这个离首都很远但离“主权”很近的地方。
“这些照片，我相信他一辈子都不会丢。”白玛坚增说。
有一年，余刚接到了昔日老班长打来的电话。他在深圳打工，拜托余刚给寄两身迷彩服。
余刚问他为什么，“还没穿够吗？”
“结婚时和你嫂子穿军装拜堂。”
余刚买了一辆不适合西藏路况的汽车。他已经打算，将来有一天离开这里，会带着全家人从县城出发，去市里，去省会，去首都，去好好看看江山，“美好的中国大地我想去走一下”。这是他对未来30多年“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更多更高的要求了”。
2018年的第一个月，因为出差，余刚平生头一回去了北京。但直到离开他仍没看清首都长什么样子。他没登过天安门，甚至不知它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他自幼视为图腾的那个建筑，他20多年来在西南偏南方向、千万里外所为之站岗的那个部位，他始终没有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