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闻网讯 2013年10月18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瑞士伯尔尼同《新苏黎世报》记者比特·韦斯特共进早餐，并就中国的民族、宗教工作及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主要内容如下。

　　记者：据我所知，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访谈时说到，您认为共产党员不应该信仰宗教，请问您本人是不是宗教的反对者？

　　朱维群：中国的历史和欧洲的历史不太一样，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基督宗教比较大，占绝对优势，西亚中亚国家历史上也是一种宗教比较大，就是伊斯兰教。由于历史上中国政府对宗教就采取宽容的态度，所以形成了五大宗教并存的局面。在我国13亿人口中，信教的群众大体有1亿多，大多数人不信教。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要取得事业的成功，都必须要把这1亿多信教群众团结起来。而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这一政策，不仅是因为我们事业的需要，也因为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长期现象，中国社会要稳定，要把所有的人都凝聚到一个目标上来，宗教政策就必须符合宗教这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

　　记者：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

　　朱维群：就是把国家发展起来，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得更好。全中国人民都认可这个目标，它超越了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分歧。

　　记者：宗教是不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障碍或者威胁？

　　朱维群：我们从来没有把宗教视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障碍或者威胁。当然，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宗教作为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一种表现，同我们所坚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不一样的，但广大宗教信徒对于把国家发展起来、把人民生活搞好这个目标，同我们是高度一致的，是不矛盾的。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后，始终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从未改变过，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实行得不好，比如像“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文革”结束后，我们马上回到贯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上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我作为一个党员，理所应当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坚持无神论。我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并不妨碍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记者：那您是不是认为党员都应坚持无神论呢？

　　朱维群：是的，因为我们的党章写得很清楚，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和有神论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观。当一个人加入共产党时，就表明了他承认他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而不是有神论，这是非常清楚、简单的事情。

　　记者：中国现在有许多党员不是无神论者，因为有些人参加了法轮功，有些人偷偷地向庙宇捐款，这种状况是否应改变？

　　朱维群：参加法轮功是违法的行为，因为法轮功不是宗教，而是破坏社会的非法组织。有些党员参加了一些宗教活动，如果是出于信仰原因，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党章的行为，首先应通过思想教育，请他们改正，遵守党章。如果有的人背离党的思想基础，仍坚持信仰宗教，那么他尽管去当一名宗教徒好了，就未必再当党员了，这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一种体现。

　　我还想再讲一个意思，我长期从事宗教工作，感到共产党员不信仰宗教，不仅不会对工作产生不利影响，而且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中国有五大宗教，不论我信哪个宗教，其他四种宗教就会对我产生疑虑。正因为我不信教，所以大家对我都放心，认为我可以公正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记者：就是说您是中立的？

　　朱维群：不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中立，而是在各宗教之间，我是中立的。

　　记者：您也是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我曾读过您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少数民族融合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看到，少数民族的融合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中国有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强迫这些少数民族融合为一个民族，能够成功吗？我的看法是，能不能让这些少数民族在法律的范围内有他们自己的选择？

　　朱维群：您谈到不能强迫少数民族融合为一个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在法律范围内应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在共同的法律范围内，我们各民族的权利是平等的，每个民族都有发展自己经济、文化、教育、文字以及各项活动的充分的权利。我只是认为，在今天这样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在国内发展任务这么繁重的情况下，我们各民族之间要更多地增加共同性和一致性，而不要人为扩大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举一个例子，我们主张各民族拥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这是我们法律规定的。同时，我们在一个国家里生活，最好还是有一种大家都会的语言，便于各民族交往，使生活更加方便，这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强国家通用语文的推广、使用，我们国家也是有法律的。再比如，达赖喇嘛反对汉族人到西藏去，认为这改变了西藏民族的构成。而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说过，西藏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建设没有什么坏处。我们当然赞成邓小平的话，反对达赖喇嘛的话。达赖喇嘛甚至提出要把在西藏工作的汉人全部赶出去。如果按达赖喇嘛说的那样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记者：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不同意见。您提到的那份文件，我仔细阅读过，也看过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回应，这份文件就在我的包里。他的主张不是要把汉人和其他民族成份的人从西藏驱逐出去，他的主张是在未来不要大规模的向西藏移民。

　　朱维群：我所指的是1987年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散布的关于“西藏问题”的五点方案，其中有一条原话我可以念给您：“西藏人这个人种若要求生存，必定要使人口转移停止，并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国。”这句话毫无疑问就是要把进入西藏的汉族驱赶出去。

　　记者：而最后一轮谈判的备忘录是2008年！

　　朱维群：我明白您指的是2008年达赖喇嘛给我们的一个关于藏人“高度自治”的解释。在这个备忘录里达赖并没有收回他在“五点建议”中关于驱赶汉人的话，无非是对他说过话做了一番抵赖。

　　记者：他这里有一句话说：我们的目的不是驱逐那些长期定居在西藏的人，不是把这些人赶出去、是降低大规模向西藏移民。

　　朱维群：请您注意无论在哪个版本中，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表示收回“要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国”这句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西藏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的公民有权利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地迁移、生活，这是文明、民主国家的必然要求，达赖喇嘛无权剥夺中国公民进入西藏的权利。

　　记者：那么，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到香港定居吗？

　　朱维群：众所周知，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它的人口问题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安排，与西藏情况有很大区别。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其他省份的人到西藏去帮助建设、去谋生，合理合法，没有任何理由以“民族身份”为标准进行限制。实际上西藏人口的民族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现在藏族仍然占总人口的90%以上。西藏的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百姓生活能迅速改善，不是西藏自我封闭的结果，而是全国人民互相帮助、交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