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烟草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和消费的大省，控烟工作在云南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不久前召开的云南省两会上，11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14件有关控烟的建议和提案，得到了众多代表委员的支持，40多人在这些建议和提案上签名。

    建议和提案的内容涉及“制定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条例”、“在中小学健康教育课程中加强吸烟危害的教育”、“在迪高厅／卡拉OK厅／网吧内禁止吸烟的建议”、“创建无烟卫生机构”、“烟草产业模式转型”、“建立控烟履约工作领导小组”以及“敦促云南省烟草企业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关于烟盒警示语的建议”等。

    专家认为，在一个以“烟草经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大省，代表委员的这一行动，显示出了莫大的勇气。这些建议和提案涉及内容之广之深，代表、委员附议人之多，在“烟草大省”云南是从来没有过的。代表委员面对问题、接受挑战、承担责任的做法表明，提高公民健康、反思公共卫生政策中的不足，已经从专家行为转变为公众行为，控烟也从主观感受变为了一种集体意识。

    记者发稿前获悉，殷红、吕昭萍等多名政协委员关于呼吁在各级各类卫生机构创建无烟环境的建议，已经引起了云南省卫生厅的重视，目前，云南省已决定今年内将在全省建20个无烟卫生机构。

    公务员应带头禁烟

    当听说有40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有关控烟的建议和提案时，云南省政协委员、大理州水利局副局长周明华显得有些激动，他意识到，他的“一个人战斗”已经结束了。

    与往年一样，周明华此次带来的提案依然是《关于制定云南省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实施条例的建议》，这是他第3次在两会上提交这一建议。他最早次提出这一建议是在1995年他担任云南省第八届人大代表的时候，原因是“害怕每次开会屋里烟雾缭绕”，“不仅县乡村的会议上大家吸烟，就连省里的两会分组讨论时的小会场吸烟也很厉害”。

    “家里人只要一闻到我身上的烟味，就知道我今天又开会了。”周明华说：“我妻子总说，电视新闻里的会议场面怎么老有领导吸烟的镜头，记者就不能拍点领导不吸烟的镜头？”

    周明华把妻子的话转给一位电视台的摄像记者，这位记者一听就苦笑起来。他说：“这可不太容易。”

    尽管周明华两次在云南省“两会”上提议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但承办机关对他建议的答复是，“建议很好，但条件尚不成熟，等条件成熟后再颁布实施”。

    让周明华欣喜的是，这次两会，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成为众多代表委员重视的话题。

    省政协委员、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徐和平就向大会提交了一个《关于云南省重点场所创建100％无烟环境、重点人群率先不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吸烟的建议》，她所说的“重点人群”是指“政府公务员、医生和教师”。

    “控烟取得成功的国家有经验表明，这3类人群是控烟的关键人群：公务员代表了政府形象，其行为对公众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教师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直接承担与吸烟相关疾病斗争的责任。”徐和平说。

    她认为，云南是烟草种植、生产、销售、消费的主要地区，吸烟和被动吸烟现象十分普遍。其中，政府机关、医院和学校等公共场所吸烟状况和公务员、医生、教师吸烟行为均不容乐观，云南省健康教育所2008年对云南省重点人群烟草流行监测数据显示：男性公务员、医生、教师的吸烟率高达48％，但对烟草对人体产生危害的具体知识知晓率偏低。但调查同时也显示，云南公众对政府、医院和学校三类重点场所禁烟的支持率分别为：80.8％、87％、83.7％。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杨国才等20多名人大代表也联名提交建议，他们认为：“制定全省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地方性法规的时机已经成熟”。

    代表们在建议中说：实践证明，一旦有明确的立法，公共场所禁烟就能够得到很好的遵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颁布以来，全世界已有两亿人受到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100％无烟空气法案的保护，而且人数还在迅速增长。爱尔兰、乌拉圭等地区和国家的实践也证明，无烟法律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我国部分地区如香港、北京、上海、江苏等已根据《公约》制定了新的公共场所禁烟法规，也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遵守。如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无烟奥运”。

    早在2002年时，昆明市政府就颁布了《昆明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管理办法》。该办法对遏制昆明市公共场所吸烟起到一定作用，但代表们认为，由于该办法制定于《公约》通过之前，因此，法律位阶偏低，实施范围狭窄，难以达到《公约》的要求。

    因此，代表们呼吁，“云南省应顺应民意，为保护全省公民的健康和生命作出积极努力，把制定《云南省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实施条例》列入2009年云南省人大立法日程”。

    2007年，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市创建了云南省首个无烟市政府。该市不仅制定了《潞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控烟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方案》、《潞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控烟工作计划》和《潞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控烟工作制度》，还在政府办公大楼内张贴了“请不要在我面前吸烟”、“创建无烟环境”以及“无烟工作室”等宣传品；办公大楼内设置“吸烟区”和“吸烟室”；会议室、办公室内一律不得摆放烟灰缸；政府办专门配设一名“无烟场所监督员”，为加大禁烟和监督力度，监督员经常不定期地对各办公室、会议室以及无烟区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而与此同时，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个旧市工商局也创建了云南省首个无烟政府办事机构。该局在局机关4楼设立了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露天吸烟区，不在指定地点吸烟的人要给予一定处罚；工商局在办公室、会议室、办证大厅等工作场所不设烟具。据工商局的职工透露，该局局长本来是个老烟民，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建设无烟单位的建议。

    “一个机构中，领导的态度决定了每件事的方向。领导者对于控烟的认识不够，必将导致该场所禁止吸烟的执行力度不足。”杨国才说：“经验证明，没有哪个单独的政策能够完全解决烟草问题。如果没有立法，控烟政策就不会取得最大效果。”

    健康教育课并未有效预防青少年吸烟

    对政协委员、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董事长兰靖来说，他最关注的是青少年吸烟危害的教育问题。

    不久前，兰靖收到朋友发来的一封邮件，邮件是一段从“新浪网互联星空播客”上下载的录像：一个两岁多的男孩熟练地用打火机点燃一支烟，然后深深吸了一口。他那副“老烟枪”的样子逗乐了周围的人，而他的监护人非但没有制止，还开心而得意地看着男孩笑。男孩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下吸完了那支烟。显然这是一个有较长吸烟史的两岁男孩。

    这段录像如重锤一般敲在了兰靖的心上。政协云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当天，兰靖就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在中小学健康教育课程中加强吸烟危害教育的提案》，他在提案中写到：“我国吸烟者的年龄正呈现低龄化趋势，加上被动吸烟人数，广大青少年依然生活在烟草的有害烟雾之中。据估计，全国范围内现有青少年吸烟者约1500万，尝试吸烟者不下4000万，二手烟受害者高达6500万；云南省的调查发现，学生中吸烟率和尝试吸烟率都很高，而且最早尝试吸烟的年龄甚至是在学龄前。”

    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师生在昆明的6所中学和玉溪的4所中学的调查支持了这一说法。

    调查显示，被调查的昆明中学生的总吸烟率为3．2％，其中初一为0．9％，高一5.5％；玉溪的总吸烟率为6．4％，其中初一6.6％，高一6.3％。调查发现，玉溪地区中学生尝试吸烟率及吸烟率高于昆明地区的学生，昆明中学生尝试吸烟率为35.8％，而玉溪则为52.9％。被调查的玉溪地区中学生尝试吸烟的平均年龄为9．50岁，而尝试吸烟年龄高峰的前三位依次为：12岁、10岁和8岁。调查显示，尝试吸烟的年龄最小为1岁，最大为17岁。研究者认为，该地区中学生尝试吸烟较早，可能与玉溪市是我国重要的烟草生产基地有关。烟草产业是该市的主导产业，中学生日常生活中比其他地区中学生更频繁接触到烟草的相关信息。

    两个地区的学校数据表明，学生们大多是在上学或放学路上与朋友或同学吸的第一只烟，也有的是在自己家里独自吸，另有一部分人是和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吸的第一只烟。许多学生吸第一支烟的原因是“好奇”、“跟别人学”和“不好意思”。

    “大多数吸烟者吸烟时间开始于青少年，而并非成年。很多国家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是形成吸烟习惯最关键的时期，经常接触烟草的青少年在其成年后更有可能成为吸烟者。”云南省著名公共卫生专家、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晓亮说，大约11岁左右这段时期，被认为是最危险的烟草尝试期。这个时候，从小学高年级升入中学的学生，突然成了中学里年龄最小的学生，面对的都是更成熟、更高大的同伴。环境的压力使许多孩子想很快找回自信并建立新的同伴关系，他们会愿意尝试任何使他们看起来自信、“酷”、像成年人的东西，有时他们会误以为，吸烟能使他们从小孩的形象中摆脱出来。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虽然学生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对烟草危害的知识却知之甚少。对“一氧化碳”和“刺激性物质”等烟草中所含的致病物质几乎一无所知。学生们比较熟悉的是烟草会导致呼吸道疾病，但对其他危害了解甚少。大多数学生同意吸烟“会对别人造成不良影响”、“是一种不好习惯”，但并不认为吸烟是不文明的表现，而是“消遣”、“提神”或“进行社会交往”。

    而另一个让人担忧的现象是，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在昆明、曲靖、楚雄3市的调查显示，学生买烟很少有被拒绝的情况。在被调查的304名小学生中，只有14人被拒绝过；被调查的301名中学生中，只有9名被拒绝过。

    李晓亮指出，几乎所有的烟草使用都发生在高中毕业以前，这表明如果青少年时期能远离烟草，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将不会再使用烟草。因此预防和控制中小学生吸烟对控烟活动有重要意义。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港15岁至19岁的吸烟青少年比例从2005年的3.5％下降至最近的2.4％，可见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控烟措施是可以收到成效的。

    “虽然调查显示，学生获得吸烟与健康知识的途径以学校教育为主，但是现行的健康教育课设计却很难担负起预防校内青少年吸烟的责任。”兰靖说，在2008年12月1日新制定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分5级水平对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进行健康教育，要求每学期应安排6－7节学科教学课时，并与其他课程相结合，用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但从《纲要》规定的内容看，涉及吸烟危害的内容较少，不但总课时过少，还有可能被其他课程挤占，而且也没有专门讲解吸烟危害的课时。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的老师证明了这一说法。一位初二年级的班主任说：“学校没有配套的健康教育教材，我手头只有一套四五年前云南省教育厅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里面有一些关于吸烟有害健康的内容，但知识陈旧，内容少。学校要求老师们利用生物课、政治课、班会等向学生讲授关于烟草有害的知识，这样算下来，平均每学期有2－3节课。”

    老师们都抱怨：“每个班都有吸烟的学生，固定抽烟的学生至少有3－5人。老师为了学生抽烟的事很烦恼。学生吸烟问题占用了老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对于兰靖提出的“在中小学健康教育课程中加强吸烟危害教育”的建议，教师们都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利用已有的健康教育课，在中小学生中加强吸烟危害教育，是一项低成本高产出的健康促进活动，不仅有利于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养成，减少青少年暴露于烟草烟雾的可能，也有利于家庭、社会无烟环境的建设。”一位老师说。

    医生为什么也吸烟

    医院里的吸烟问题，也是此次代表委员最关注的问题。

    殷红、吕昭萍等多名政协委员都向大会提交了创建无烟机构的建议。殷红在《关于呼吁在云南省各级各类卫生机构创建无烟环境的建议》中说：“国际成功控烟经验表明，如果医生的吸烟率高，普通人群吸烟一定处于上升趋势，只有在医生吸烟率下降的情况下，才会有全人群吸烟率的下降。包括医院、疾控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在内的各级各类卫生机构，承担着公民健康的大任，理应在创建无烟环境中率先垂范，为其他部门和机构做出榜样。云南省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开展创建‘无烟单位’的活动，但执行情况不容乐观。大多数卫生机构仍然游离在无烟环境之外，没有开展‘无烟单位’的创建；在部分创建‘无烟单位’的单位内，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仍然有大量的吸烟现象存在。”

    2008年10月，昆明的一些控烟志愿者对昆明市主城区的省、市、区、社区四级医院中8家医疗卫生机构的调查发现，没有一家医院完全符合无烟医疗卫生机构的标准，8家医院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医院所属区域禁烟标识不明显、医务人员在院内吸烟现象较为普遍、院内小卖部卷烟销售位置明显等。由于不少医院人员拥挤，通风条件很差，8家医院的空气质量都很糟糕。特别是住院部，患者拥挤。即使这样，医院住院部的公共区域、医生办公室、及院内公共区域等都能看到医生和患者家属吸烟的情况，医院垃圾桶里，烟头随处可见。

    研究者们发现，公众对医生有一个最大的疑问，那就是，医生明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为什么还继续吸烟呢？

    2008年，由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协和医院、纽约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共同开展的“迈向无烟中国”控烟项目“基线调查报告”显示，医务人员中男性吸烟的比例为45％－55％之间，被调查的对象70％非常同意“医务人员不应该当着病人的面吸烟”，50％以上的调查对象非常同意“医务人员应该带头不吸烟”、“医务人员不应该在医院院子里任何区域吸烟”和“医务人员应该劝阻吸烟”。

    调查还显示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医院负责人对医务人员吸烟的态度并没有高于普通医务工作人员，甚至还比他们低。对于“医务人员应该提供戒烟服务”，医务人员的意识并不高，尤其是医院负责人的赞同比例不足40％。

    对于这一点，控烟专家和一些患者都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虽然医生们的很多时间都用于治疗因吸烟所致的患者。但是医生在给病人处方的医嘱里，第一条从不写‘请戒烟’。患者吸烟跟医生没关系，生病了才和医生有关。”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戒烟门诊专职医生赖翔说。

    调查显示，云南公众支持医院禁烟的比例高于对政府和学校的支持。“由于医生在健康方面的建议比任何人都令人信服，因此在控烟行动中，医生处于尤为有力的地位。”政协委员、昆医附一院风湿免疫科医生吕昭萍说。（责任编辑：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