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闻网消息：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首先是社会问题 

　　●五、六年级小学生成负担重灾区 

　　●孩子接受辅导过多导致教学混乱　

　　2月23日，以“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为主题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第一次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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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谈会主持人、《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成员、第七战略专题组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袁振国告诉记者，自《规划纲要》问计于民以来，“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是群众反映最多的三个问题之一。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症结究竟在哪儿，如何解决呢？　

　　来自社会各界的与会代表对这一主题发表的见解，为《规划纲要》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减负越减越重　

　　“我女儿今年小学六年级，从早上七点二十分到校，晚上十点多钟上床，每天学习十多个小时，她们班里45个人，只有13个人没有戴眼镜。每天晚上五点左右接女儿的时候，进校的人远远多于出校的人，因为家长和孩子都奔跑着进各自的补习班。”学生家长于岚说。　

　　“我儿子前两天生日，邀请班上同学参加生日会，学习好的清一色全不能参加，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课后班。”中国教育在线的陈志文说。　

　　“2000年2月1日***同志《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发表以后，学生减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事隔八年，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变化。”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语文室主任李少毅说。据他介绍，教育部颁发的标准计划，每个学生每天不能超过七课时，但现在学生一天9节课并不稀奇，年级越高，超得越多，体音美及劳技等课常常被挤占。有的学校和教师，处处以分数为中心，还没有教就想着考，把课文肢解成试题。还有的对课程改革存有疑虑，北京某中学甚至同时使用两个版本的教材，这样以来负担怎么可能不重。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郭振有在座谈会上讲了他们最近所做调查得出的结果：“减负是一个顽症。我们查了一下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明确提出学生减负的问题，当时最早是1950年6月,毛主席就说要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951年周总理提出要减轻课程负担，特别是提出要减轻物理、化学、数学的课程负担。以后国务院、教育部门几乎每年都发文件，据有人统计，这些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有77次之多，但是这些年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些年所发的文件里，把负担的表现、解决负担的措施，都提得非常非常全面了，可学生负担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减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与会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不是教育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成因非常复杂。涉及我们国家的国情，发展阶段，我们的就业形势、招生制度、教育体制，涉及到儒家文化传统，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以及以学历为基准的人才评价标准和人事制度等各种因素。　

　　城市小学生负担最重　

　　调查显示，目前农村和城市都存在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不过造成农村和城市学生负担重的原因却不一样：在边远地区、农村地区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是学校在加班；而在城市，更多的是家长、社会在加班。此外，农村地区高三学生负担最重，次之为初三学生，小学生基本上负担不重；但在城市，小学生负担是最重的。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中学校长邢筱萍这样解释城市小学生负担重的原因，“小升初的家长和孩子想上好学校的愿望特别强烈，可是他们又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和门路可以上好学校，只能不加筛选地到处给孩子找各种各样的班。虽然教育行政部门已经三令五申，学校不得以各种名义进行考试、测试、面试选拔学生，不得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的依据。但这些文件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很多学校都在组织考试，特别是一些名校。”　

　　邢筱萍进一步介绍，生源竞争也是导致城市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一些名校，为了争得好生源，无视各种减负规定违规操作，采取各种办法对学生进行辅导和测试，特别是一些影响力大的中学，以自办培训学校的方式举办奥数班、华数班、英语班，从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进行有目标的培养，经过多年的培训和筛选，这些学校每年都能招收到一批一流学生。而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上这些中学，自然也只能跟着学校的步骤，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让孩子上这些培训班，结果导致学生的课业负担雪上加霜。　

　　“我的调查研究结果是，北京地区93%的孩子都在上辅导班，最高的超过十个，最少的也有两三个。现在变成了孩子如果不额外上辅导班，就跟不上学习了。上课外辅导班，或者请家庭教师，是孩子节假日的主要生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教科所所长吴颖慧说。她表示，在升学压力下，一切学习都变了味，“站在北京、上海、南京街头，看看家长双休日的时候身上背着各种各样的琴就知道孩子们负担有多重了。本来学钢琴，作为乐曲是非常美的，但变成了单纯的考级，这样一点美都没有了，把学画画变成要参加美术学院的考试，也没有美的价值了，反而成了学生的负担了。”　

　　“负担的重灾区，是小学，尤其是五、六年级的学生。我们看看现在的课外辅导班都开什么课就知道了。现在北京活跃的三大课外辅导机构，三分之二都是针对小学生。现在的小学生身上的确存在一些不应该有的负担，比如说取消小学生考试，是为了减负，但是表面是取消了，实际上取消不了。每个中学仍在通过考试招收学生，但糟糕的是各个学校考试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标准，不考课内的，只考课外的，而且考的都是即使毕业于清华北大的家长自己去考都会得零分的内容。这样只能让家长‘抓狂’，这个学校一个培训班，那个学校一个培训班，先把坑占了(即获得参加该校考试的资格)。如此看来，与其让小升初的考试如此被异化，不如拿出一个好的考试办法来，当然具体怎么做，还需要理论上的支撑和政策上的勇气。”陈志文说。　

　　小学生从事过多的辅导已造成了教学上的混乱，吴颖慧说：“现在学生分化过早。有的学校高一的英语课根本就没有办法教，有的孩子新概念英语1至4册都能背下来了，英语表达能力比老师强，但是有的孩子根本就不会几个单词，这么强的分化性，有家长的责任，也有辅导班的责任。”邢筱萍则认为：“有重点中学背景的培训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我认为要一概取缔。”　

　　减负应变“堵”为“导”　

　　对于教育系统如何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与会者表示，要先从课程入手。　

　　吴颖慧说：“课程过于繁杂，是学生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把课程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而目前基层的情况是国家课程是在精简，地方课程在扩展，校本课程是在补缺，再加上学校里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反毒品教育、环境教育、艾滋病教育、青春期教育，去年又出现了地震教育，现在是只要认为这个东西重要，就都要进课堂，因为只有到了课堂，这些东西才能落实。但课程不是这样构建起来的，孩子每天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可8点进校门，一直到4点离开学校，中间除去一个多小时的午餐和休息时间，剩下时间都在上课。”　

　　降低课程难度也是与会者提出的建议之一。邢筱萍说：“现在基础教育教材考试似乎都是为了少数将来要成为理论专家并且是理论上全才的人而设计的，我们的基础学科在理论上的要求与国外的基础教育相比，难度大得多。因此，名目繁多的课程、考试、作业、补习、竞赛使学生的身心承受了沉重的压力和负担。特别是数学、物理的难度太大，很多的孩子学起来相当困难。现在正在实施的高中课程改革，也存在着课程内容多，课时紧，平时复习和练习的时间少，初中和高中教材的内容衔接不到位等问题，学生学起来非常吃力。现在进行模块考试，几十个模块考试，九个学科的会考，使学生应付考试，这些都是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而且，编教材的时候，编得特别理想，一到九周上课，第十周考试，第十一到十九周又上课，第二十周考试。各种长假、军训，很多特殊的情况都没考虑进去，有的学科上七周课就得考试了，特别紧张，而且北京也没有取消会考，又模块考、又会考，学生总是在应对考试，从而导致负担过重。”　

　　郭振有说：“减负要依靠用人制度来解决，但我们教育自身还是可以做的，第一是课程，我们搞了八年，成绩也很丰富，关键是新课程当初提出的理念就包括减轻负担，我们没有落实。当然，课程改革中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相关配套的措施没有跟上，个别学科和教材内容需要调整，课改以后，各种教材越来越厚了。陶西平同志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北京高一的学生现在都拿着带轮子的书包’。有几个省的高中课业重了，北京的老师也提出，英语要不要小学一年级就大面积地开课。这些都可以探讨。”　

　　中国教育学刊常务副主编鲍东民表示，减负，光是堵还不行，一定要有导。一定要引导广大教师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实验，减轻学生负担、提高课堂学习效率的课程改革实验，也包括引导高校专家面向学校、面向基层开展课程改革实验，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还建议，在基础教育界设立国家基础教育改革成果奖，引导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广大教师、校长，把努力方向、着眼点、着力点放到课程教学改革上来。（责任编辑：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