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吐拜克向西走30公里，是克孜乌雍科（红柳）边防站，再往前走20公里，是位于额尔齐斯河北岸的北湾（白房子）边防站，过了额尔齐斯河，再往前走80公里，是吉木乃边防站。依次再往前走，沿边境一线，就是博尔塔拉、塔城、伊犁的诸多边防站了。

高建群

五年前，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把我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一番热播以后，取得了不错的收视业绩。尔后，他们又将我早年写的一部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改编成四十五集电视连续剧剧本。

往事如烟。《遥远的白房子》是生活在我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塞给我的一本大书。

1972年12月14日上午，在渭河畔那个小小的村庄，我的家乡，我穿上军装，16日到县上集中，17日从西安坐上铁闷子车，于是，这三百多个关中子弟兵在那个多雪的冬天，踏上去新疆的路途。四天五夜之后，到达乌市。在乌市一个大剧场的戏台上和过道里，合装歇息一夜，然后分别被装进一长溜大卡车里，向北向北，五天以后，这三百多人中，一半的人到了中苏边界，一半的人到了中蒙边界。从军的年代就这样开始了。

这三百多人或当兵三年，或四年，或五年，然后复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重新回到家乡，回到他们的小村子去。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离开边防站的。从进站到离开，是四年半的时间。过去说是五年，那是大致的说法，严格地讲来是“五个年头”。

我计算了一下，从进站到离开，这五个年头，我一共得到的津贴不到一千元。第一年，津贴费每月十一块，第二年每月是十二块，第三年每月是十三块，第四年是十五块，第五年是二十块。复员时，复员费是六十块。再就是医疗补助是八十块。这就是五年中这个士兵得到的全部供养。

医疗费这事很有趣。营部派了个兽医，到各边防站巡回，给每个退伍兵检查身体。医疗补助费最高是一百块，最低是四十块。兽医姓许，大家都叫他许医生，而不叫他许兽医。因为他谈了几个对象，领到部队后，大家叫一声许兽医，对象一听，就不高兴，抬脚走人了，所以他忌讳人家叫他“兽医”。他是天津人。

我敲了敲边防站医务室的门，喊了声“报告”，推门进去，并且很响亮地叫了声“许医生”。许医生问我有什么病，叫我一一道来。我说我的大门牙掉了，在一次摔马中嗑掉的。许医生真诚地说，这个医疗补助只能是四十块，你再说说看。于是我说我有关节炎，不但关节疼，而且凉气蹿到腰眼上，腰都直不起来了。

许医生听到这话，是高兴了。他说这是慢性病，可以拿到八十元医疗补助费，于是他就在表上填写了。临出门时，他对我说，关节炎到了内地，不用治疗，就会好的。正应了许医生的话，关节炎到了内地之后，果然不治自愈了，但是，当晚境渐来以后，它突然重新发作，回到了我的身上，而且变得异常严重。湿邪之气从膝盖蹿到腰间，腰疼得直不起来，蹲在坐便器上起不来，弯腰穿袜子也做不到，晚上睡觉时，腰蜷得像一张弓一样。接下来，腰轻了，湿邪之气又蹿上了肩周，胳膊抬不起来了，肩胛那地方，渗凉渗凉，僵硬僵硬。

我相信那三百多名退伍士兵，我的乡党，他们的身体状况大约和我都差不多。有些甚至还不如我，因为他们大都生活在农村，那里条件更差一些。朴树有支歌叫《那些花儿》，歌词里唱：她们在哪里呀？她们都老了吗？这曲调，这歌词，叫我听了每每流泪不已。

是的，他们都老了，都在生活的某一个角落待着。如果不说他们是谁，你永远不会知道。当年我们心中那位至高无上的政委，后来转业渭北地面一家煤矿，担任一个职务，后来这煤矿被股份制改造，又被承包，他沦为下岗者，每月领取一千三百元的工资。前几年，他来报喜说，国家把他收回了，进入劳保系统，现在每月可以拿到三千多块钱了。营长好像转业到渭南的市属自来水公司，也已经退休多年了，战友们聚会，看见垂垂老矣的他，唯一叫人能记起当年的他的，是他一笑时，嘴里露出的那颗铁质的假牙。

大部分是农村兵，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生活的那个小圈子里去了。他们都已经沧桑得不成样子了，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死去。通常为我带来消息的是战友老段。老段比我们大一两岁，入伍前是民办教师，后来回去后，转成了正式工，然后在西安一家纺织厂做个小领导。当年我在西安钟楼签售《最后一个匈奴》时，他闻讯赶来，这样我通过他，和战友们有了一些联系。

他当兵的那地方不在北湾，而在界河的源头，那个名叫阿赫吐拜克的边防站。他在站上当文书。站的对面，界河对岸，有个俄罗斯小城，叫阿连谢夫卡。我的《遥远的白房子》中，那个有着无头烈士墓的墓碑，就竖在那座城里的广场上。

我在2012年秋天重返白房子时，曾经去过阿赫吐拜克，登上瞭望台看那座小城。望远镜中，小城较之当年苏联时期，已经萧条了许多，当年阿连谢夫卡城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一次，我搜索了半天，只看见一个穿着裙子，臀部肥大的妇女，走进一座建筑物中去。

阿赫吐拜克是白色的沙山的意思。这个边防站距北湾卡伦是50公里，我在给编剧韩老师的短讯中，详尽地描绘了那块地方的地理位置。

阿赫吐拜克向西走30公里，是克孜乌雍科（红柳）边防站，再往前走20公里，是位于额尔齐斯河北岸的北湾（白房子）边防站，过了额尔齐斯河，再往前走80公里，是吉木乃边防站。依次再往前走，沿边境一线，就是博尔塔拉、塔城、伊犁的诸多边防站了。而由阿赫吐拜克向东南，即进入阿尔泰山，它们依次是扎木拉斯边防站、白哈巴边防站。白哈巴就是喀纳斯湖那地方，而翻过阿尔泰山第一峰奎屯山，再往前走，就是中蒙边界的红山嘴边防站了。

回到老段，此刻，我觉得战友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城里几个，经常聚会的地方是老侯的烤肉摊。记得那一年，当听到中俄、中哈重新勘界、划界、定桩中，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将永久划归中方、成为不再争议的永久中国领土时，我们几个，在老侯的烤肉摊前吃着烤肉，喝着烧酒庆祝。

老侯在白房子时期是炊事员，他们家是“文革”中西安回到原籍合阳县落户，从合阳当兵后，又回到了西安，在一个工厂当工人，后来工厂破产，老侯下岗，于是在工厂门口摆了个烤肉摊，我给他写了个牌子“新疆退伍老兵侯老大烤肉”，挂在摊前的一棵道旁树上。

“侯老大烤肉”在那条街很有名，侯老大本人也好像是个名人，整条街都知道他。每天晚上，五点钟以后，烤肉摊支起，烟熏火燎中，老侯坐在那里，两手摊开，翻动着铁钎子。他蓬松的头发，黑白相间，脏兮兮地遮住了半个脸。胡子刮得精光，露出黑胡茬子和尖尖的下巴，眼睛眯着，被烟熏得红勾勾的。鼻孔里，鼻涕不时流出来，然后腾出翻动钎子的手，用手背一抹，一吸溜。老侯的生意很好。我曾经说过，我好多次回新疆，每次一路吃过去，最后还是回来吃老侯的烤肉，觉得他烤得好。

老侯的肉烤得好，害得街边别的烤肉摊没了生意，于是，他们就经常来寻衅滋事。后来双方闹到派出所里。派出所说，你个侯老大，一点眼色也没有，别人没法活，肯定要来闹你！老侯听了，明白了这道理，第二天起，每晚只烤到十一点就收摊，他一收摊，别处的生意也就起来了。

有一次我在现场，眼睁睁地看着一辆工具车，开着高音喇叭，从街口一路走来，小商小贩们吓得四处逃窜。我看老侯怎么办。老侯不逃，说实话，他也没办法逃，人行道上，摆着个烤肉摊，还有一堆高高低低的桌凳。只见老侯，两手抱在胸前，面无表情地蹲在马路旁边的台阶上。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烤肉摊，他的高高低低的桌子凳子被抬上工具车。

我站在老侯旁边，冲城管们喊道：“这个人你不敢惹，他当过兵，是个二毬！在部队上，连营长的碗都敢甩！”城管白了我一眼，冲老侯说：“侯老大，明天你到所里来，领回你的炉子，接受罚款！”

老侯听了这话，像放闷气一样“哼”了一声，然后冲我苦笑了一下。

通常我们在老侯烤肉摊前聚会的，还有一个战友，他是老樊，当年是白房子边防站的卫生员。老樊是西安人，当年插队，来到我老家的公社，后来接兵的来了，就糊里糊涂地跟着我们一起当了兵。因为在部队上是卫生员，回来就安排在医院里当了医生。他是个老实本分人，平日话不多。我的母亲有心脏病，他就把医院里的氧气瓶，搬来放在我家里，给母亲用。他也已经退休了，被医院返聘回去。

正是在这个烤肉摊前，在战友的聚会中，我零零碎碎地听到那些农村战友们的消息。最近的一次，也是在这烤肉摊前，老段报告说，从现在开始，民政部门将登记人数，给每个尚且健在的农民户籍的白房子老兵，每人每个月补助一百块钱！

“是一百块钱吗？”

“是一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大家都会满意。觉得这起码是对老兵的一种尊重！”

就在老段说这些话的时候，旁边一位小年轻的手机铃声，正在放着朴树的《那些花儿》。这支歌就深深地印到我脑子里了。

高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