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站在被强拆的院子前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一个人民警察，连自己的家都保护不了，还能保护老百姓么？”

当了几十年民警，王辉最害怕的事儿，是半夜听到狗叫。

一旦院子里那两条小土狗突然狂吠不止，他便会蹿下床，查看电脑上的实时监控画面，拿手电筒朝院子漫无目的地扫射，同时大声喊话，既为警示“来访者”，也给自己壮胆。

尽管四周林立的高档住宅楼早已入住居民，小区入口的门卫全天轮岗，但他依然战战兢兢。不怕小偷，就怕那些“打算拆他们房子的人”搞突然袭击。

3年前，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岳各庄民警家属院面临拆迁。因为没有达成拆迁协议，他和另一位邻居至今没有搬走，成为院子里最后的住户。

他是一名警察，也是个“钉子户”。

“违章建筑”

这是一幅不太和谐的画面。

位于岳各庄桥北的中堂小区，是个新建的商品房楼盘。爬上任意一栋20多层的楼，眺望小区内部，都会看到楼下整齐的绿化带、古色凉亭、鳞次栉比的轿车，以及一座杂草丛生、残垣断壁的小院子—王辉的家。

王辉驱车进入小区时，警卫亭身着红色西式礼服的保安，没有敬礼，反而投来警惕的目光。小区车道拐入他家的土路上，散落着碎砖和生活垃圾，几段凹陷处留下草草填补的痕迹。

“当时开发商要挖沟隔离院子，被我们阻止了。”他解释道。现在，院外西侧还立起一排蓝色铁板，阻挡着路人的视线。

这里如同震后废墟般荒凉破败。

掉漆的木质院门咧着大口子，旁边潮湿的墙砖，轻轻一扣，便像糟木头般簌簌掉渣；小院东侧屋子只剩拆后的残骸，唯一半堵摇摇欲坠的墙，还是他们后来捡废弃砖头和石块垒的；散落的二十多个大小不一的塑料桶，以及角落一套半新的柴油发电机，证明这里曾经断水断电；他屋子的墙壁，刚刚粉刷过，水渍却已经蔓延到床头—这里是小区地势最低的位置，一到下雨就会积水。

尽管过着“不是正常人能忍受”的生活，王辉和邻居大张目前还没有搬走的打算。

王辉介绍，他们所居住的岳各庄第九街区397号院，70年代成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岳各庄派出所办公地。90年代初派出所搬迁，院内的房子分配给分局住房困难的民警使用。

“这棵白蜡树，还有之前的核桃树，都是我家老爷子和同事亲手种的。”大张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父亲已经退休，曾是最早在这办公的民警，当时只有五间北房，以及煤棚、自行车棚和厕所。后来因民警入住需要，核桃树被砍，那棵已经几十年的白蜡树，如今依然枝繁叶茂。

90年代初，王辉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下辖的派出所。

因为没有居所，单位先后给他安排了家属院两间10多平米的屋子作为住房。当时，11间房里的9户，有8户是丰台区分局、各派出所民警及民警家属（另一户是因个人原因与后来一户民警换房的普通市民）。他出示了2000年左右单位补发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因为套着一层皮革外皮，民警们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内部房本”。其中，出租方（甲方）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承租方（乙方）是王辉。

王辉说：“水费、电费、房租和后来的住房补贴，我们的工资单上都有记录。”作为无房职工，目前正科级的老王本应享受60平米的住房待遇，因为住房实际面积没有达到该标准，不够的面积，单位会折合成一定的金额补给他。按着他的理解，一旦真面临拆迁，也是他和单位之间通过内部协商解决。

直到2011年下半年，区里下发了会议文件，就岳各庄居住东区五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问题做出指示：区教委和区公安分局分别对地块内滞留的9户教委职工和2户分局民警继续做好动拆工作。如不能达成协议，由区城管大队依据相关规定，于“两会”后组织相关部门对违章建筑予以拆除。

其中的“2户分局民警”，指的就是王辉和大张的父亲。当时，民警院的其他住户都已经搬走，两家人成了滞留的“钉子户”。

“住了20多年，我又没有私搭乱建。”王辉说，“结果成了违章建筑。”

为什么当钉子户

作为老警察、老党员，王辉还是有觉悟的。

早在2000年，丰台分局东院的看守所搬走，留出的空地开始建民警家属楼。当时，王辉和妻儿、老人挤在一起，曾向分局主管领导反映居住紧张的情况，想申请一套楼房。负责人告诉他，因为他有了岳各庄民警院的房屋，不能再享受这一次的分房待遇，让他等待岳各庄的拆迁。他便安心工作，没再提这事儿。

2009年，儿女面临小升初。为了有个好点的学习环境，王辉又一次找到分局，希望把公租房退了，申请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指标。分局的回复是：你就别管了，等拆迁进行房屋置换吧。这次，他留了电话录音。

“我毕竟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知道服从大局。”他描述当时的心态，“所以还是选择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到了2010年上半年，岳各庄一带开始拆迁。和领导谈话时才得知，自己住居房子的产权不是分局的，是卢沟桥乡的。但分局承诺会负责和各方协调安置。他觉得不对劲儿：“产权不是单位的，能给我们发内部房本，还给住房补贴？”他将疑惑提了出来，却并没有得到正面回复。

分局领导曾问他，想要多少钱，多少套房？他一直强调“按政策来”，绝不多要。

1990年代末，中国进行了房屋改革，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公务员、事业单位及国企工作人员，都可以付出少量现金，将单位租给自己的房子，化为自己的产权。当公租房被拆迁时，之前的租房户都会获得产权归属自己的房子。

但王辉多了个担心。私下里聊天时，有人告诉他，给民警的安置房，目前审批手续不全，产权方是岳各庄村委会，“都是小产权房”，而且要等几年之后才建成。他将很难拿到房产证。

王辉的担心，来自近年来北京市对于小产权房严厉的清查政策。“我是城镇居民，跟村民还不一样，如果哪天村里不让住了，我就无家可归啦。”

民警院的安置房距其1000多米，位于当地民岳家园小区外侧，是一幢10多层高的独楼。

9月底，《中国周刊》前往探访时看到，该楼已基本建成，但仍在施工，墙上写着“岳各庄西区回迁安置房工程”。

在岳各庄村委会，几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土地是村里的，应该是小产权房。

村委会隔壁，有一家村里办的地产开发公司。公司一名负责人称，关于民警院的拆迁安置工程，区里曾召开多次会议，他也曾到会旁听。据他所知，安置房还有一两个手续没办完，但应很快可办好。对于该安置房性质，他表示难以确认是否是小产权房。

《中国周刊》记者致电该安置房的开发商京大昆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一名王姓负责人称，据他所知，手续正在紧锣密鼓地办理，一办完就肯定就会有房产证，但何时能办完，他无法确认。

这种说法王辉在今年5月份也听到过，当时开发商与他谈判拆迁事宜时，也承认有部分手续没办完，正在紧锣密鼓地办理，何时能办完，则无法给出保证。王辉还录下了当时的对话。

王辉曾就产权问题，咨询过北京中润律师事务所的许荣律师。许荣介绍，此外，按目前法律规定，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是不允许面向城镇居民的。开发商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本末倒置，承诺补办手续，存在欺诈嫌疑。如果未达成一致，老王完全可拒绝离开。

就这样，王辉下定决心，当上了他们说的“钉子户”。

“你们连警察都敢打？”

如果这是一场拔河比赛，也早已分出胜负，哪怕绳子一端站着的是警察。

2010年8月6日下午3点左右，铲车和几十个手握木棍、铁链和铲子的大汉围在了民警院前。当时，还有多户民警因为没谈拢搬迁条件而在此居住。

事发时，大张正在屋子里，听到门外的声响，和另外两户邻居赶紧跑了出来。对方已经砸开院门，踹开几户住户的门锁。

来不及做出反应，有屋子里的家具物品就搬出了大半。有人窜上房，正拿大锤子砸屋顶。那是一位市局退休老干部的屋子，常年无人居住。对方似乎提前了解情况，先在此下手。

据大张回忆，最先赶到的邻居丰台西局派出所民警陈院刚，为阻止强拆，一边喝止一边坐在了该屋的窗台上。一个为首的大汉见状，下令：“弄他！”五六个手下冲上去把他拖走，用擒拿手法按着脑袋、背扣着双手，“如同警察押犯人一般”，拽到了空房的角落，拳脚并用，围起来殴打。

另一位住户看不下去，在几米外喊道：“还有没有王法，警察你们都敢打？！”没人理睬。

当值班的王辉急匆匆赶回来时，院子西侧的平房已经被铲车推掉了一半。而陈院刚屋子里的所有家什都被扔到了路边，打人者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一帮人正在拆西墙。老王要求出示手续，对方告知：“没有。”随后，接到110报警的警车到了。对方才渐渐散去，而且对打人一事拒不承认。警方告知双方，得先谈，谈不成去法院解决。眼看没法现场解决，他只得先带着陈院刚去取医院开诊断证明，随后又去派出所做伤检，录笔录。

第二天，《新京报》以《警方公房遭拆民警阻止被打》为题披露此事，并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标题。8月8日，《京华时报》第8版社会热点，以《警察住房遭强拆起冲突》为题进行了整版报道，称有目击者看到陈院刚被打是还穿着警服。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媒体进行了转载。

“嘿！网上一片叫好声，有人留言，说狗咬狗，活该！”大张咧着嘴苦笑，“可见老姓心里，警察在拆迁的时候，扮演的不是啥光荣角色。”

京华时报记者曾联系上陈院刚，被告知，一切都需要由领导答复。而丰台分局对该记者表示，岳各庄民警家属院产权属于卢沟桥乡岳各庄大队所有，上世纪70年代暂借给派出所使用。派出所搬迁后，分局与村委会协商，房屋以租赁形式分配给住房困难的民警。随后记者又试图联系开发公司，未果。

接下来的几个月，包括挨打的陈院刚在内的4户住户，陆陆续续搬走了。

“有的人，拿了额外的6万元奖励，加上安置费、搬家费一共十多万；有的人担心自己另有多处房产，被分局调查；还有人得到提职称的口头承诺。”王辉说，“这是后来见面聊天才知道的。”一位民警拿着与开发商签署的安置房协议，去公证处公证，对方告诉他手续不全，没法公证。这位邻居曾与老王、大张谈起此事，后悔不已。

搬走的民警们基本都另有房产。王辉和大张家毫无退路，除了这里，他们再没有别的住处。

王辉那份租赁合同中曾专门增加了一条“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时，自房屋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本合同自动终止。”

“四周的楼房封顶入住后，我曾询问过多位中堂小区的业主，都得到确定回复，他们买的就是商品房。”他回答，“我认为商品房与城市建设、公共利益性质不同。如果真的（是公益），那我二话不说，服从大局。”

《中国周刊》记者致电中堂小区售楼处询问。接线员告知，已建成的大部分楼盘都是商品住宅房，还有部分是商用写字楼。

曾接受过王辉咨询的北京中润律师事务所的许荣律师解释说，商品房开发不同于合同条款提及的情况。而且，即使是公益性质的征用，“也必须达成安置的一致意见，才能去拆（房子）”。

警察挨打事件后，王辉有种“被出卖了”的感觉。

大张说，快八十岁的父亲和分局领导谈话之后，失魂落魄的。嘴里一直念叨：“变了，不一样了。”

“警察是工作，钉子户是生活”

身为警察，王辉更能理解拆迁二字，对双方都意味着什么。

20多年里，他曾四次因拆迁产生的纠纷出警。

最紧张的一次，是涉及丰台园博园地铁辅助项目，张家村地段市政建设工程。当地的老百姓有一部分不愿意走，后来断水了。因施工过程中发生矛盾，拆迁公司要进行强制拆迁。双方在工地对峙。

接到报警后，王辉和一名同事赶往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边挖土机继续工作，同时有三十多个拿着棍子、铁锹的大汉盯着对面的大杂院；而门口一帮拆迁户，大多是老人，有二十多个，手里也握木棍甚至菜刀。

一到现场，王辉就举着摄像机边拍，边高声说道：“都别动手，谁先打架就带走谁，承担法律责任。”这话一般都能起到效果。随后，他们会告知双方拉开距离，各选一个代表，找个屋子坐下来协商。

那天早上到傍晚，他一直在现场盯着，有三次话不投机又要打，都给拦下了。最终，没能谈出成果。老王让两个代表互换手机号，有时间及时沟通。谈不成，再建议去法院打官司。

“这种事，警察得第一时间制止冲突发生。”他解释，“说话、态度都得客观中立，特别谨慎。现在老百姓都有手机，不能给单位找麻烦，影响政府和公安机关形象。”

“反正我都这样处理。”他补了一句，“别人就不好说了。”

2010年警察被打事件后，院子里的水，电都断了。他有时候去朋友家借，或者到单位打点，实在没辙，甚至去永定河直接灌几桶回来。而大张常去附近加油站的厕所取水，喝了快两年才知道，那都是不能饮用的中水。他花两千多块买了个发电机，这才能维持洗衣做饭等供电问题。前年“7.21”暴雨，屋子里的积水没过了膝盖。冬天没暖气，就烧蜂窝煤，王辉经常连着值两天班，晚上回来炉子早熄了。有几次大张推门找他，看见王辉正缩在被窝里直哆嗦。

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强拆的威胁。2011年夏天，一帮纹着身、光头露膀子、带着大金链的人，带着施工队过来，要在院子外面砌墙。50多口子，各个身穿迷彩服，带着头盔。还开了辆挖掘机，要在院子外面挖深沟，把唯一的土路给断了。

当时王辉刚出完警，接了邻居的电话，警服都没脱便赶了回来。

刚赶来时候，王辉看见一辆警车驶出小区。得知大张已经报警了，他直接给该次出警民警打了电话，质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来出警的吗，你警号是多少？”对方尴尬的解释，是去找开发商了解情况。然而开发商的位置与警车驶出方向是相反的。

反复抗议未果后，王辉索性爬上了屋顶，拿出DV一边拍一边喊：“你们这是违法行为！”下面的人不为所动，各忙各的。王辉先打了110，然后又拨市政热线反映情况，电话加起来足有十多次。大张前去阻止施工，被打。

警察又来了，在远处晃悠，打了一阵，老王喊了半天：“打人了，警察怎么不管！”这才走上去给拉开。

“到现场首先得制止违法行为，调查取证。他们这些表现，轻了说是不作为，重了说叫渎职！”王辉瞪着眼说。此前还看到过出警前来的一位警察带着一位保安过来了。“接到出警任务，一般得派两个民警，一个警察带一个保安是违规的。”他解释说。

后来，几名领导来了，一个领导冲他喊：“老王你怎么上房了！”

他一下就火了：“我上自己家的房子，碍着别人了么！”

下面喊：“局长来电话让我告诉你，一定要冷静。”

老王回答：“我一直很冷静，从始至终没阻拦他们，没有过肢体接触，只拿DV拍。”

整个交流过程，他都坚持拍摄不中断。用他的话说，这叫保留证据，避免遭受不白之冤。为此，他早就特地买了个DV和卡片机。

后来，大张的妻子急得爬上一栋高楼，以跳楼相逼。来了五辆消防车，好几个分局领导在楼下好言相劝才下来。一位负责后勤的政委找过开发商，要求恢复院子供电，对方告知，这事不归他们管。后来是消防兵用工具把电箱撬开，才拉上电闸。

他曾接过一个自称是区法院工作人员的电话，要求老王过来和开发商谈谈拆迁的事儿。他直接问道：“开发商起诉我了？”对方告知，没有。“不对吧，除非双方之一向法院提起诉讼，不然用不着法院参与协调吧。”对方吭哧了一阵，挂了电话。

这场拉锯战似乎还得耗下去。

前些日子，土路上突然堆起几块大石头，王辉和大张给搬开了。院子锁已经换过十多把，因为锁芯时不时就会被细石子儿给堵上。屋子的窗户，动不动就会被砸碎。为此，王辉在院子外面按了个摄像头，连着屋里的电脑，随时监控。半夜上厕所，得走六七百米外到市场里的公厕。他得穿过没有路灯的荒地，为了安全，一直开着手机的录音。

别看王辉是个坚决的钉子户，可从没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二十多年，他从未遭到过投诉。一个月平均下来得出警100多次，常常忙得两天不睡觉。带醉汉回家，劝阻夫妻打架以及阻止群殴事件，是他的家常便饭。此前，他本在离家较近的丰台镇派出所工作，现在却被调往离家更远的卢沟桥派出所上班。50多岁了，同龄人都基本都开始调到副处级别，他还是正科待遇。

作为老民警，他经常被派去安抚情绪激动的上访户。不过，每当这个时候，他心里就满不是滋味：“没逼到那份上，谁愿意上访呢。”

他解释道：“警察是我的工作，钉子户是我的生活，两者互不冲突。”

“爸，您做了半辈子警察，为什么还受到黑社会打击报复？”

女儿这句话，让他很难受。

“孩子早熟，看待问题容易片面。”他叹了口气。他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女儿升入高中，和妻子一起住在姥姥家。妻子身体不好，他没也法提供更多的照应。

他身边的一些民警，常常告诫他注意安全，“我们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多理解点”。

每年春节那几天，他都没怎么歇过，带着联防半夜里巡逻，维护治安，警惕燃放爆竹导致的火灾。如果除夕能歇上一阵，就去孩子姥姥家吃年夜饭。但一家三口半夜会回到院子一趟，放几挂鞭炮，然后他再把娘俩送回去—他自己得回来住，岳母家也只有70平米，五口人住不下。

女儿告诉他，高考准备报人民公安大学，以后当个警察，却没说理由。（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