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闹市中心，有一条千余米长的马路叫南昌路。它东起重庆路，西至襄阳路，北面距繁花似锦的淮海路不远，南面是雍容高雅的复兴路。

这里是旧上海法租界的核心区域。上海开埠以后，二十世纪初叶，这里还是一条毫不起眼的小河叫马义浜（俗称蚂蚁浜）。1912年租界当局将马义浜填河修路，恰好在上一年，有一位名叫环龙的法国飞行员带了两架小型飞机到上海表演，5月6日不幸因机械故障在跑马厅坠机身亡。租界当局为了纪念他，便将这条刚刚修好的马路，当中嵌着一条小路（现名雁荡路）朝西取名环龙路，小路向南的极小一段叫陶尔菲斯路。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环龙路及延伸段陶尔菲斯路，却是和毛泽东特别有缘的一条马路。

毛泽东在这里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

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

环龙路2号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虽然前面有个“老”字，其实这条弄堂并不老，至1920年建成不过7年时间。为了和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开建过来与它相通的新渔阳里有所区别，于是它就变老了。老渔阳里排列着二三十幢一客堂一天井、私密性很好的两层楼石库门公寓，民国初叶不少国民党的大佬都居住在这里。老渔阳里2号是安徽督军柏文蔚的公寓，1920年初他把寓所让给了他的安徽老乡陈独秀居住，陈独秀将他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搬到了这里。此刻他正和北京的李大钊紧密联系，筹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在他的身边围聚着一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罗亦农、俞秀松、施存统等。1920年5月，毛泽东也风尘仆仆来到了这里。

1919年末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驱张运动”，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与社会各界的支持大获成功。于是他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先是前往北京，拜访了李大钊、胡适等，1920年5月5日抵达上海，住在了哈同路民厚里29号（现安义路63号）。这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房子。5月9日他和随同来沪的15岁小青年张文亮一起到黄浦江畔送别了又一批赴法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以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多次赶到二三公里以外的环龙路2号老渔阳里陈独秀的寓所，拜会陈独秀。

当时毛泽东对比他大十多岁的陈独秀是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的。据蔡和森记载，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刊登以后，他和蔡和森有过一次长谈。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若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在环龙路老渔阳里这所不起眼的石库门公寓里，毛泽东很多次与陈独秀促膝长谈。后来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过这些谈话：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1945年的延安，毛泽东说，是陈独秀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见毛泽东《七大的工作方针》一文）。

毛泽东在此主持工作，他和杨开慧居住在甲秀里，这是他一生中“最安稳、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

1924年前后，是毛泽东早期革命生涯中极为重要的日子。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随后举行的中共三大一次会议上选举出了中央局5位成员：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工作需要，又增补王荷波。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局并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党的三大决议：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担任工作。于是在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执委中，李大钊等当选为中央执委，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多人当选为候补执委。

中共三大以后，党中央机关又搬回到上海。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当时毛泽东除了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外，同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委、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主任等职。这一次他居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甲秀里7号（现威海路583弄云兰坊7号），距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不过1公里。这一年端午节前后，杨开慧和她的母亲带着两岁多的毛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也来到这里，一直住到1924年底。1937年初，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谈话中称：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这段话刻在了甲秀里毛泽东旧居。

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怀抱者）在上海时的合影

上海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据点。这里当时虽然由江浙军阀统治着，但依托着租界，江南财阀、国民党的金主几乎都居住在上海。原先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的叶楚伧是一位反共悍将，上海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右派屡屡发生冲突，连老同盟会员邵力子等也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被右派分子打伤。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与恽代英、邓中夏，以及毛泽东与陈独秀等几次联名上书孙中山先生，要求严惩叶楚伧（见吴海勇著《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历史再考察》）。孙中山决定撤掉叶楚伧，于是叶楚伧主动辞职，由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组织部秘书的名义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当时毛泽东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国共两党的行动，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坚定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同时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与国民党一大的决议，对在上海的国民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可是孙中山的这一决定不仅在广州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在上海更是阻力重重。罗章龙曾在回忆录《椿园载记》中生动记录了这么一件事：一天，一个人冲到执行部楼上，碰巧胡汉民、汪精卫两人都在，纷纷上前向此人打招呼。但此人讲：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原来此人便是国民党元老谢持。虽然汪胡两人连连解释此事是由先生（指孙中山）决定的，但谢持连拍桌子，勃然大怒，拂袖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上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对所填内容可以放宽。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谢持一填表，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在上海的开展顺利了许多。

1924年3月，国民党决定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组建一支全新的革命军队，并决定由上海市执行部负责上海地区、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投考黄埔军校学生在上海复考事宜。毛泽东亲自挑选并介绍蒋先云、伍文生、张际春等一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学习。以后这些人都成了我们党军事力量的骨干。

从工作处环龙路44号到甲秀里这1公里多的路程，毛泽东每天往返，工作是辛劳的，但家庭生活却十分快乐。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相夫教子，毛泽东还时不时地委托她到工人夜校去讲课，教授工人文化知识，有时他甚至抱着大儿子毛岸英在课堂里听夫人上课。一直到1924年末他因身体原因辞去了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带着妻儿一块儿回到了湖南。

毛泽东的3个儿子生活在这里，他们和叔叔毛泽民在此永别

今南昌路48号，大同幼稚园旧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7月15日宁汉合流，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干革命一定要有枪杆子，我准备到农村山林去做“山大王”。8月底，他匆匆赶到长沙东乡板仓，与杨开慧，以及毛岸英、毛岸青和1927年4月4日才出生的毛岸龙道别，到乡下领导秋收起义。

1930年10月，湖南军阀何健抓住了杨开慧，将她以及毛岸英与保姆陈玉英关在长沙狱中，11月14日将杨开慧枪杀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

虽然毛岸英被乡绅们保释出狱，与两个弟弟一块儿回到了板仓外婆家里，但他们生活困难，还时常受到何健“斩草除根”的威胁。毛泽东获悉杨开慧牺牲，十分难过。他趁三弟毛泽覃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机会，找到二弟毛泽民，让他设法将三个孩子带到上海。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已答应接受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的领袖的子女赴莫斯科学习生活。毛泽民写信给板仓杨开慧的母亲以及其他亲属，还化名寄去了一点钱，让他们尽快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到上海。

1931年春节刚过，杨老太太等带着3个孩子来到上海，当天晚上就由毛泽民与夫人钱希钧安排住进了旅馆，他们经周恩来同意，决定把3个孩子送到共产党办的大同幼稚园。（参见钱希钧回忆录）

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杀害了几十位最优秀的共产党领袖。烈士遗孤流落街头，生活十分困难，有的孩子就此失踪了。1929年周恩来指示“共济会”的王弼，找一个可靠人士，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烈士遗孤以及在前方作战的领袖子女。王弼找到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商量，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在上海圣彼得堂担任牧师的董健吾。

董健吾是一位十分传奇的人物。他因护送美国作家斯诺赴陕北而闻名于世。董健吾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又是一位虔诚的牧师。他与宋子文是同学，在国民党上层有许多朋友。听到组织上的决定，他一口答应，卖掉了祖上留给他在青浦的50亩田，租下了教友肖志吉在戈登路（今江宁路）441号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在1930年3月办起了“大同幼稚园”。作为掩护，园名是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题写的。过了不到一年，他又觉得戈登路的房子离英捕房太近，不够安全，更重要的是把孩子整天关在石库门里，没有活动场所，对健康不利。于是他就将幼儿园搬到了陶尔菲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一幢坐南朝北的两层楼房，这里与环龙路正处在同一直线的位置，中间隔着一条通往公园的小路，环境幽静，离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仅几十米远。天气晴朗时，孩子们每天都可到公园里去游玩。

当时在大同幼稚园工作的都是中共党员或领导人的亲属，主要有李求实的妻子秦怡君（化名陈凤仙），李立三的前妻李文英等。收养的孩子中有彭湃的儿子彭小湃、恽代英的儿子恽仲希、蔡和森的儿子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以及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等近20人。1931年3月，毛泽东的3个儿子毛岸英（8岁）、毛岸青（7岁）、毛岸龙（4岁）被送到幼稚园后，幼稚园的5位保育员和19个孩子还在法国公园拍过一张集体照。

1931年端午节，毛泽民与夫人钱希钧要离开上海赴瑞金，临行前，夫妇俩专门到法国公园看望在公园里游玩的3个侄儿，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毛岸英还特意写了一封短信，托叔叔带给自己的父亲。谁也不曾想到，就在毛泽民探望自己的侄儿后十多天，毛岸龙突然发烧腹泻，陈凤仙急忙抱着孩子赶到距离幼稚园不远的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患了紧口痢，此病十分凶险。虽经抢救，但他还是在半夜里病亡了。广慈医院是所有名的教会医院，每一个就诊病人都有详细的档案并要保存若干年。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专门派人到院查过档案，确凿无误。党史研究员李静峰1982年还专门就此事写过文章，发表在该年的《党史研究》第4期上。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大同幼稚园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凶险，被迫在1933年春解散。孩子们分别被亲友或地下党有关人士收养。毛岸英、毛岸青直接搬到了董健吾的家里。1936年6、7月间，经董健吾穿针引线，由张学良资助并委派自己的部下李杜将军，带着毛岸英、毛岸青等坐轮船离开上海到法国，由当时在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的康生接到莫斯科。

环龙路，与毛泽东结缘颇深的一条马路，神秘而又优雅。几乎每一幢小楼都隐藏着一个上海故事，等待着我们继续去探寻、去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