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墙脚下练武功的少年。图／CFP
如果没有一连串的意外和运气，西安的城墙或许早就和北京城墙一样被拆掉了。
“城墙有利于防原子弹、防冲击波。”老干部发话了。
正在争吵的两方都不做声了，主张拆掉城墙的工业专家无话可说。对于主张保留城墙的人而言，这个理由是他们绝没想到的，他们中有人师从梁思成，主张保留城墙的理由很单纯：保护传统文化。
可传统文化没有什么说服力，就这样，原子弹保住了老城墙。
救命的原子弹
那场让老干部终结的争吵发生在1950年代初。西安正在制订建国后的第一个城市规划。
那时，西安还“蜷缩在城墙里”——一个小型发电厂、一个破落的棉纺织厂，以及设备陈旧的面粉厂和几家手工作坊，便是这个城市的“全部工业基础”。“一五”期间，西安进入快速的工业扩张期，中西部地区接受苏联援助的35个军工项目中，有21项安排在川陕地区。1953年，正在讨论的西安城市总体规划也需要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
此前，西安市城市规划组曾提出总体设想：保留老城格局，工业区避开汉唐遗址，放在东西郊区，已知的名胜古迹遗迹将规划为绿地，城墙和护城河将作为公园绿地保留。在梁思成的学生、当时担任总图绘制工作的周干峙看来，城墙与护城河将成为“西安的一条绿色项链”。
苏联的工业专家对这个方案很不满意。有多家大型军工企业将在西安建成，大量北京、东北和四川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工人将迁入西安，居住和交通是个大问题。有人强调，工业企业布局应该距离旧城更近，最好“拆掉城墙，发展更多的道路，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
在一次拍板定论的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旁听，工业专家要求从工业发展和交通问题的角度考虑，而仅有的两位规划专家却坚持当初的设想。双方意见分歧非常大，争论进入白热化，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阶段。
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几位老干部的表态：抗战时期，就在城墙上挖了不少防空洞躲避轰炸，可见“城墙有利于防空，符合人防备战要求”。最重要的是，“城墙有利于防原子弹、防地面冲击波”。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核战的阴云仍笼罩着中国。防原子弹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所有人都无话可说。西安的规划方案就这样敲定下来。
可是，这个规划却一直没能完全落实。
1952年，首都北京已经停止了修缮城墙的工作，并发动市民义务劳动，扒城砖取墙土了。1954年，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外城城墙已经拆得如火如荼，全国都开始跟风拆城。 有不少陕西省领导，不甘落后于人，提出“拆掉西安城墙，填平护城河”。当时的口号是——“拆除封建王朝的陈墙旧砖，矗起一个新社会新城市”。西安的市民们也开始效仿北京，纷纷上墙扒城砖，拿去盖房子了。
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赵寿山，曾是杨虎城将军的老部下，参与过“二虎守长安”战役和西安事变，对西安城有极深的感情，他反对拆掉城墙。在将此事上报中央后，他的意见受到周恩来、陈毅的重视。
随即赵寿山召开会议，强调：“西安是我国历代名城，也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古城墙是文物古迹，我们一定保护好城墙，把西安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文明城市。”
主张拆城的风潮暂时被压制住了。
“保护伞”没了
很快，更高级别的拆除城墙浪潮席卷全国。
1958年1月，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道：“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两个月后，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早在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主要保护好包括城墙在内的北京旧城，将行政区搬到郊区。这一方案很快就被抛弃，北京城墙的命运也在那时被注定。
尽管西安城墙没有被“点名”，但西安的执政者还是迅速做出反应。
1958年6月17日，西安市召开了关于城墙存废的座谈会。会上，“拆除派”的人数已经远远大于“保留派”。同年9月，西安市委向省委请示：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陕西省委做出批复，原则上同意拆除城墙。这次的反对者是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但他的意见马上就淹没在“建设新西安”的浪潮中。
拆墙派认为：西安市城市建设应当完全服从“现代化”的需要，“服从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人们意识形态上的现代化要求”，城墙已经失去“实用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强调保留，实质上就是“复古主义”。
在北京，拆城时动用了大型机械。当时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的韩骥，目睹了推土机一步步铲倒北京城墙与城门的过程。在建筑系，他因公开支持梁思成的观点，被扣上了“走封资修”的帽子。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宁夏煤矿城市石嘴山。直到1973年，他来到西安，后来担任过西安市规划局局长，成为西安城墙保护者的一员。
对于1958年西安拆城的力度，韩骥说：“西安城墙的拆法，跟首都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有几个人站在墙头，用铲子和锄头从上面往下扒砖，墙边竖着手脚架，底下有工人接着。”武伯纶的儿子武复兴，回忆起西安当时拆墙的场景时说，他后来曾担任过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几乎绝望的武伯纶和几位文物界的老同志，越级向国务院上书。得到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59年9月，西安市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
1961年，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5月30日，陕西省文化局拨款整修西安城墙。
这引发了拆城派的强烈不满，有人估算说，拆除城墙可增加城市用地近2600亩，在职工住宅紧张的情况下——“花巨资维修城墙不如给老百姓建住宅！”
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遭到批判。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发言稿中，揭发了习“八个问题”，其中一条便是习仲勋下令“不许拆西安城墙”。习仲勋被撤销一切职务，1965年被下放河南。这位生于陕西、对城墙有着深切感情的领导人，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家乡了。
此时的武伯纶，也完全被打倒，成了“反动派”、“学术权威”和“叛徒”，很多书稿和笔记都被烧掉了。这位著有《西安历史述略》、《古城集》的文物专家，在被批斗时，还在呼喊：“文物是一次性，城墙拆了，是不可再生的。”
没有了“保护伞”，西安的城墙只能听天由命了。它将独自面对“破四旧”的运动。
自己保护自己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两个月后，中央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
城墙，无疑是要破的四旧。
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几个稍具规模并保存完好的城墙了。北京、南京和开封等城市的城墙，都奄奄一息了。
可是，西安城墙竟然没有遭到摧毁性的破坏。
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西安古城墙和钟鼓楼：历史、艺术和科学》一书中，给出这样的原因——相对于其他地方，西安大专院校云集，西安的红卫兵以大学生为主体，可能文化水平较高，以及西安古城人们对古城墙和钟鼓楼的爱护，保护了这些国宝。
可是，这些理由却没办法解释那些截然相反的事情。
当时，西安城隍庙、鼓楼、牌坊牌匾、名人故居、庙宇、古籍都遭到砸毁焚烧。红卫兵甚至试图挖掘法门寺宝塔下的舍利，良卿法师用自焚的方式，才逼退了那些狂热的年轻人。
红卫兵是对城墙“手下留情”吗？
他们拆过城墙，可拆不掉。
“红卫兵搞武斗、批判在行，（对城墙）顶多扒下些城砖。”武复兴回忆道。
那个经历过无数次战争的城墙太大了。它周长近14公里、12米高、底宽18米、顶部均宽14米，“就算把它推倒，依然是一座墙。”武复兴回忆说：“（红卫兵）各自为政，又没有大型工具，对市政工程没有话语权——而市政早就瘫痪了。”
1968年年底，解放军部队收缴了西安城内各^造**派的武器。随后，知青下乡活动开始。
有西安市民感慨道：“红卫兵散了，西安城安静了”。
但折腾并没有结束。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全国的备战形势紧张起来。1972年，中央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口号，全国开始了挖洞工程——军队、老百姓开始在地面、山区、土坡上挖防空洞，随时做好“和苏修战斗的准备”。
西安则在墙上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就在城墙上挖洞躲避日本军机扔下的炸弹。城墙就此重新获得了些许存在的价值。据后来文物部门统计，总长度近14千米的墙里，错综复杂的洞有41千米长，其中内城1000多孔、外城650多孔。当时，很多工厂和单位，以挖洞为由，还将仓库设在了城墙里。
即使城墙的防御功能被重新重视，它依然前途未卜。
在北京，人们开始拆掉了内城城墙，修建具有军事功能的地下铁路了。1969年10月1日，23.6公里线路已经通车。那是更现代化的防御手段。
西安市城防工程指挥部也要求，拆掉古城墙、效仿北京修地下铁，并向上级提交了申请报告。已经被军管的陕西省委，很快批准了这项计划。
西安城墙面临着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讨论实施拆古城墙修地铁方案时，时任西安市革委会基建办公室城建处处长张景沸明确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工程浩大，资金难以筹措”。张景沸曾经参与过1954年西安总体规划制订，主张保护文物古迹。
在当时，资金问题才是最好的理由。经过运动的无序与混乱，这个当时有120多万人口的城市，刚刚喘过气来，已经没有什么本钱去搞大工程了。“拆城修地铁”的工程不了了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凭个人力量，保不住这座墙。”韩骥说道，“同样，拆掉它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这样，西安的城墙跌跌撞撞地熬过了“文革”，只是被“扒掉了一层皮”——某种程度上，它靠自己庞大的身躯保护了自己。
虽然没有被摧毁，可是，城墙也不可避免地破败了。
1970年代末，西安的城墙已经快成了一圈土墙了，墙体的青砖被扒掉了很多。按照当时的统计，墙体毁断14处，计1225m2，外墙青砖被扒18460000m2，墙体有洞穴2100孔，总塌方量超过200000m3。
1970年代，作家和谷正在西北大学读工农兵大学，这座苍凉的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古城墙风景》一文中写到：“古城墙，被这个大都市遗忘了，抑或将它当作碍人手脚的废物，却又困惑于无法处置它。”
秦俑的力量
“文革”结束后，西安又一次迎来了大建设的时期。西安城墙的去留问题又一次摆上了台面——这是它面临的最后一次“命运审判”。
那时，一些经济学专家在“寻找陕西落后的原因”时说道：“西安城墙是陕西人头上的紧箍咒，束缚遮挡了人们的视线。”
“拆墙运动”的呼声又一次高涨起来。
已经调到西安市规划局工作的韩骥，正负责起草新的城市规划。在一次会议上，房地局的领导认为：拆了城墙，空出来的地方都可以盖住宅，而且拿着账目说明——这可以解决“大量群众的居住问题”；而交通部门的领导还是那句老话，城墙阻碍城市交通，希望拆除后，铺上更宽阔的马路，让更多的车辆通过。
“武伯纶先生大致是这样回答的——国外也有城墙，人家的交通是怎么解决的？你把西安的文物古迹都拆了，能盖更多的住宅，那西安还是西安么？领导们都不说话了。”韩骥回忆道。舆论也开始倒向“保墙派”。“不过，根本的原因，还是上面已经做出决定了。”韩骥说。
“上面”指的还是习仲勋，那个昔日城墙的保护者重新回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看到 《国内动态》发表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古城垣遭到严重破坏》一文后，作出指示，要求对西安城墙认真保护。
随即，陕西省省长马文瑞将“四位一体环城公园”工程项目申报国务院，得到批准。用韩骥的话说，这是“大势所趋”。
他所说的“大势”中，包含了一个意外事件。
1974年3月，西安市东郊的临潼县，几个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西安很快成了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来访的必经之地。在对文物遗址的公开表述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从“了解封建王朝的统治方式”，转变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成果，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这个偶然的事件，带来了一系列的后续效应：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1982年2月，国务院转批《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通知》，北京和西安在同时第一批入选。在1980年代初，西安的旅游收入，占到了陕西省全省旅游收入的97%。人们发现，保护传统文化不是只会赔钱。
在时任西安市规划局局长韩骥看来，兵马俑的发现，对西安城墙后来的保护，起到了“偶然却巨大”的作用。
1985年，中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没有人再提出拆掉城墙了，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再需要去找其他理由留下它。保护传统文化、传统建筑的观念，终于回到了应有的轨道上。
多年以后，韩骥到日本访问，京都和奈良保护良好的古建筑让他叹为观止。
他问京都总规划师大西国太郎，这些古建筑是怎么平安度过二战的战火的？
大西国太郎告诉他，当年，中国的建筑师梁思成先生给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写过信，希望他们不要轰炸京都和奈良，信中还附上图，标记着那些古建筑的位置。对于梁思成，这个日本人有多么感谢，就有多么惋惜——梁先生保护了日本的古都，可保护不了自己的首都。
在中国，梁思成曾经试图保护包括北京的城墙，可他失败了。在几乎同样的时代，西安的城墙却能跌跌撞撞地得到善终。韩骥常常想，西安的城墙太幸运了，那是在无序中的幸运。大西国太郎不这么认为——他也造访过西安，被恢弘的城墙所震撼——这个虔诚的佛教徒说，你们的历史太过悠久，这是上苍对中华民族的恩赐，它不允许你们把祖先的城墙拆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