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
六十岁的日头走得贼快，倏忽一下，窗影就斜了。屋里那些光阴，值钱不值钱的，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摸了个空，你回过神来，只余下一地的影，薄薄的，浮着尘。两鬓的白和眼角的细纹，不是一夜愁出来的，是岁月的剑霜逼出来的！稀稀疏疏，衬着头顶那愈发开阔的天庭，倒有几分像秋后收割罢的田垄，秸秆茬子短硬地立着。人活到这份上，就像一张用久了的宣纸。边角起了毛，颜色是沉静的黄，早年写上去的墨迹，有些地方也微微地洇开了，边缘晕出一圈温润的模糊。可这张纸到底是囫囵的，没有破，没有给虫蛀出大洞，还能平平展展地铺着，容得下一点暖阳，或是半窗月光。这，我便很知足。
回头望去，那来路竟是一片的苍苍茫茫，雾似的不真切了。少年时计较的那些，面子的光鲜，口舌的胜负，还有那一个个或金或银、或大或小的名头，如今想起来，真像极了寓言里那下山的猴。见了玉米，欢喜地掰下；见了桃子，丢了玉米；见了西瓜，又扔了桃子；最后去追那永远追不上的兔子，到头来，依旧是两手空空地上山去。人的那点占有心，大抵如此罢。占有着，便觉无趣；金钱多了，常常让人堕落，美女唾手可得，便是人兴味索然，尽了一切，那“一切”本身，怕也失了意义，成了白茫茫一片，反倒没了活着的兴味。所以，那些能真个放浪于山林，或是啸傲在市井的，在我眼里，都是了不得的神仙，了不得的英雄。
大学刚出来的毛头小子，二十二岁，便立在了高中的讲台上。第一课，是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那时胆子也大，只捏了一根粉笔，用我那醋熘的普通话，竟将全文给学生背了一遍。背得是极尽了全力的，汗涔涔的，声音怕是也有些抖，只觉得那满堂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夏夜的星子，全落在我身上。从那以后，我便逼着自己，凡要讲的课文，必先背得烂熟。站在那三尺讲台上，看着底下那些年轻的脸，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自己是个传道的，他们便是虔诚的徒众。这感觉大约只持续了五年，我便从讲台移植到了省报副刊的那把椅子上，成了一名文化记者，一名副刊编辑。
那时心气是高到了云层里的，以为笔下真能生风雨，笔底会起风霜。心里供着“文学”二字，觉得那是顶神圣的桂冠。几十年光阴，水一样流过去，那粒文化的种子，在我这具乡野带来的躯体里，竟也慢慢地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一些可以称作底气的东西，和几根不肯轻易弯折的骨气。这职业给我最大的馈赠，便是让我得以结识了许许多多“文化人”。有全国闻名的大侠，也有地方上的贤达。每次去拜访他们，采访他们，坐在他们那或雅致或凌乱的书房里，听他们谈天说地，论古说今，那话语间流出的见识与性情，便像无形的雨露，一次次地、默默地滋养着我这个从田垄里走出来的灵魂。竟也慢慢地葳蕤了我的灵魂。
尤其在这秦地，文化的根是扎得极深的。许多过去在书本上仰望的名人，竟也能因着一通电话，便约在一处茶馆里，清谈半日。见他们，比见某些端着架子的长官，反倒容易得多。这么多年，也陆陆续续地，送走了一些人。胡采、杜鹏程、柳青、路遥、李若冰、陈忠实、刘自椟、付嘉义、刘文西……这些名字，一个个都曾是照亮这块土地的星辰。他们一走，我掌管的这块副刊，便总要生出几篇悼念的文字来。编发那些文章时，他们的音容笑貌，便又在字里行间活泛起来。刘禹锡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于这职业里，算是体味得最深了。我这辈子，大约注定是要活在这些人的影子里的。这影子是厚实的，温润的，像老宅屋檐下的阴凉。躲在这阴凉里，替他人做着嫁衣裳，一期一期地，料理那些或老辣或稚嫩的文字，竟也于这无声的料理中，料理出了一点点自家的风华有趣的感觉。这大约便是我的命。我认，并且觉得，这命不坏。让我见官不惧，见商人不屑！一眼能洞察出一件事一个人的内里！尽管和文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官没当大，钱没挣下，但有一群文化艺术圈层的朋友，和有趣的灵魂相遇是一生的幸福!
做编辑，尤其是做文化副刊的编辑，是一门“坐”的功夫，也是一门“看”的功夫。案头的稿子，常常堆得像小山，你得有耐心，得像一个老农在自家的地里逡巡，目光如筛，从那密密麻麻的字缝里，寻出一棵不一样的苗。有时，一篇好文章，就像是杏树长在了梨树林里，或是梨树混进了杏树园子，被你寻着了，心里便“咯噔”一下，那欢喜是静悄悄的，细细的，一丝一丝地，从心底里渗上来，却比什么都受用。这大约便是一个编辑的福分了——你不能挥斥方遒，指点江山；也不能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你所有的天地，便在这方寸之间的版面上。你只能像摆弄少女的裙褶一般，很是受和喜乐！
这职业，自然也让我遇着了形形色色的人。记得有一回，去采访贾平凹，正巧赶上他四十岁的生日。场面是热闹的，来了许多人。一个高挑的女子，送了他一支如椽的大笔，笔杆子快赶上一棵小树，的手臂粗。平凹接了笔，与人合影，一边是那杆高过他头顶的笔，一边是那高过他半头的女子，他站在中间，真真成了一个“凹”字。我在旁边看着，觉得这画面有趣，却也有些滑稽，忙说：“平凹，不妥，不妥。”便让他将那笔扛在肩上。这一扛，赳赳的，倒显出一种秦人的朴拙与大气来。第二日的报上，登出的便是这张“扛笔”的照片。
也有许多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有个叫陈玉的女孩子，从商州山里寄来文章，那文字里透出的清纯灵气，像山涧里没经过世事的溪水，猛地撞了我一下。我便立刻将它发了。回信时，只写了四个字：“多读，多写”。这四个字，是当年贾平凹鼓励我时说的，如今我又原样送给了她。后来，她便没了音讯，像一滴水，悄无声息地汇入了人海。编辑部里，人来人往，多是这般。只是偶尔，在别的报刊上，看到她获奖的名字，或是读到她那愈发成熟的作品，心里便会泛起一丝淡淡的、老农看见自家栽的树苗终于成材般的欣慰。
编辑当得久了，身子像是被那把椅子生了根，心思却像春天的野草，漫无边际地野了起来。年轻那会儿，总觉着自己是一片云，一阵风，是要无拘无束地飘到天涯去的。如今，倒觉着自己更像一棵树了。一棵老树，根须深深地扎在秦地的泥土里，枝干却还想着要向着天空婆娑挪动，靠的是笔下那些方块字；言语，靠的是编排出的那一方方版面。这么多年下来，也得过一些名头，“优秀编辑”、“先进工作者”、全国性的副刊奖项……证书和奖杯，竟也积攒了满满一箱子。待到退休搬家时，看着那一箱沉甸甸的“荣誉”，忽然觉得是个累赘。那些金字的封皮，在午后的光里，反射着有些刺眼的光，仿佛在提醒你什么，又仿佛在嘲笑着什么。想起林语堂先生的一个比喻，他说西方人赶驴子，为了使驴子不停地走，便在它脖子前头挂一根胡萝卜，那驴子便以为努力向前就能吃到，于是一生奔走，至死方休。我看着那一箱子东西，忽然觉得，自己这大半生，是否也在追逐着某些看不见的“胡萝卜”呢？想到这里，竟有些索然。后来，心一横，便将那整箱的“荣誉”，都当作了废纸与垃圾，扔了出去。扔掉了，心里反倒空阔了许多。那名头，原是不顶吃，也不顶穿的。
当然，这行当里，也有让人窝火的时候。遇着那种专事抄袭拼凑的“稿皮子”，东西是东拉西扯来的，脸皮却厚得城墙也似，还要来催问，来讨要好处。心里是烦恶的，像吃饭嚼到了砂子，面上却还得敷衍着，应付着。我不是谁，谁也比我强，我所能守住的，不过是我心里那点分寸。该上的，让它上；该凉快的，便也只能请它去一边凉快了。好在，更多的时候，是那些不期而遇的暖意。正为版面的一处空缺发愁，电话便响了，一篇恰到好处的文章，便从千里之外送到了案头。那真是久旱后的甘霖，不偏不倚，正正地淋在你焦渴的心田上，透心地爽。我们这些摆弄文字的人，我们这些在纸上“编织”生活与思想的人，在有限的、贼一样溜走的光阴里，我们编呀，织呀，总想织出一幅与众不同的锦绣来。可闹哄哄一场，灯熄人散时，又能剩下什么呢？也不过是诗人穆旦说的那一句：“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退休单位是要告别了。那些调动过我悲喜的人，那些牵动过我心神的事，密密麻麻，纵横横横，都像经纬线一般，织进了我的骨血里。就像徐志摩那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衣袖是挥不动的，太重了。闲下来，便爱上了一健身，我有一帮健友，和哑铃杠铃杠上了，每天撸铁深蹲，抗阻着岁月对肌肉的剥蚀，让生命在折磨中精神追涨！还有一群书画爱好者组成圈子，还有一群酒友，长安城人千万，与我又何干？就那几个鬼，不见常想念，见了又何干？喝酒闲扯加掼蛋！生活依旧充满阳光! 昨夜的星辰还依然在闪烁！暮色像稀释了的淡墨，恍惚间，仿佛就走回了那再也回不去的往昔。老家村口那堵被风雨剥蚀了的石头土墙，童年时一同滚在泥地里的玩伴，如今已老态龙钟，还有那散落在各处、各自为生计奔忙的兄弟姐妹……他们都像是我生命里的浓绿的大树。我曾倚靠着他们，他们也曾经倚靠过我。如今，手足成了空中偶尔交错、却又各自伸展的枝桠。只剩我这老树一根老干，还立在这苍茫的、无边无际的暮色里，承着最后一点天光。
我知道，人生的有些门，到了一定时候，便会自动地、无声地关上，任你怎么推，也是推不开的了。但或许，在别的什么角落，有些窗，又会悄悄地为你打开一线，透进些你从未留意过的光。老，就老吧。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老了，也有老了可以向往的境地。我不去求什么特别好的境地，那太奢望了。我只愿能如今日这般，健健身喝喝酒嬉戏墨慢慢地走，细细地想，将这一生积攒下来的、琐琐碎碎的温暖与凉薄，都拿出来，在记忆的阳光下，再好好地暖一暖。然后，心平气和地，将这一切，都交还给无言的岁月。岁月拿去便拿去了，我这张老纸，能洇开一点墨迹，留下一点人形的皱褶，便算是不枉了这一场人世间，去球吧！人生最后都是一个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