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闻网讯（记者王雪）现在回想起来，田超觉得，其实一切早有征兆。

　　案发前的2013年，田超的女儿田晓静总说下面疼。“女儿下体红肿，像流过血，但又没有流血”。他买了痱子粉给孩子涂抹，很快好起来，但过几天又红了。

　　田晓静还说不想上幼儿园，他买好吃的零食哄着。

　　红肿的病情和厌学的情绪，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那一年，仅痱子粉就用掉两盒。

　　其他孩子也出现类似征兆。

　　杨森蓝的女儿曾对他说，“爷爷对我很好，亲我。”他以为这是老师喜欢女儿的方式。

　　案发后，家长们反思，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孩子为什么没有和本该最亲近的父母说起此事。

　　多名受访家长称，黄振辛通常会给孩子一个苹果、5毛钱、1块钱、或者买些零食；黄振辛还威胁孩子，不许告诉家长，不然会被开除。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与媒体发起的一项儿童性侵害调查显示，恐吓和零食成为施暴者性侵儿童的主要手段。

　　与孩子缺乏交流、对孩子情绪及身体上的异常反应没有足够重视，也是家长们意识到的问题。

　　留守儿童的概念是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外出务工，儿童自己留在农村。这起案件，12个受害女童中，11人为留守儿童。

　　在田晓静仅6个月大时，田超夫妻便外出打工。2008年至今，他们先后在宁夏石嘴山市、吴忠市、灵武市、银川市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打工。

　　田超说，与孩子的交流基本靠打电话。

　　去年冬天，田超和妻子回家，6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在院子里玩，“我喊他们过来，他们却站着发呆。”

　　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与媒体发起的儿童性侵害调查中，统计的40起案件中15起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占到统计案件总数的近4成。

　　除了外出打工，家长们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在秀水梁村，每人一亩半到两亩土地，均种植玉米，一年只能种一季，亩产1400斤左右，每斤玉米1.1元左右。

　　“每亩土地收入1500块钱，扣除人工费、农具费、肥料费以及口粮等，所剩无几。”

　　做过村干部的马丹迪说，村里的打工潮始于1996年左右，2000年后，成为普遍现象。村子有800人左右，除了在家养羊的人，村里基本见不到青壮年。

　　打工收入成为秀水梁村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因此使得秀水梁相较周边其他的农业村，更显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