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丽江城西北45公里的石鼓镇，金沙江在这里180度转向，形成著名的“万里长江第一湾”。 张文银摄

　　巍巍云岭，三江奔腾。

　　云南地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众多水系的上游。这里有“三江并流不交汇”的瑰丽之景，也有“江流到此成逆转”的奇伟之观，不过最动人心弦的，却是金沙江畔“晴山滴翠水挼蓝”的纯美之境，车行江岸上，宛若人在画中游。

　　作为长江干流的上游河段，金沙江在云南的流域面积达10.95万平方公里。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云南省干部群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共识。

　　生态，是优势也是教训

　　在云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施本植看来，“富生态”和“穷经济”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强烈反差和突出矛盾。

　　论生态，云南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4.1%，却囊括了除海洋和沙漠之外所有的生态系统类型，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全省129个县（市、区），属于国家层面限制开发区域的有18个，省级限制开发区域有69个。

　　论经济，云南是一个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等特征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2015年全省生产总值13717.88亿元，仅为长江中游湖北省和下游上海市的一半左右；人均GDP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七成，仍有471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2.7%。

　　既要承担维护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的战略任务，又要如期实现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殊为不易。“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在云南采访，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生态优先的理念几乎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共识。原因何在？

　　3月1日清晨，滇池草海的永昌湿地草色葱茏，鸟鸣啁啾。记者遇到了正在晨练的李家全。他是附近新河村的农民，为了支持滇池治理，他不能再用网箱养鱼了，家里的田地也被租用，通过工程措施恢复成了湿地。对于这些付出，李家全说，“把一潭臭水变清了不容易，值得。”

　　这潭曾经的“臭水”就是命途多舛的滇池。上世纪80年代末，这颗高原明珠由于人类无止境的索取和破坏，变成了蓝藻肆虐、臭气熏天的一潭死水。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滇池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破坏生态必将自食苦果的教训；也是一座警钟，警醒人们要时刻把生态保护摆在压倒一切的优先位置上。

　　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思路与云南自身的发展逻辑高度契合。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成为云南权衡保护与开发、生态与经济的优先选项。

　　保护，是信念又是责任

　　金沙江在丽江石鼓镇来了个华丽转身，形成“奔入中原壮大观”的长江第一湾。生态保护也是如此，转过身来，才能留住最美的风景。

　　从人进湖退转为湖进人退。从滇池到洱海，都在求解退与还的辩证法——退田退塘、退人退房，还湖、还林、还湿地。退还之间，折射出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地处洱海上游的罗时江湿地，菖蒲摇曳，水草丰茂。大理市洱海管理局罗时江湿地项目负责人张秀梅说：“这片湿地共1600余亩，通过水网构建和植物配置，成为一道巨大的生态滤网，有效吸收氮磷物质，净化了近三成的洱海水源。”

　　从砍树卖树转为造林护林。大约20年前，丽江的林业产值占到GDP的1/4，是主要的支柱产业。然而，大规模的林木输出导致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水土流失日益加剧，生态环境渐趋恶化。为了保护恢复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功能，上世纪末，丽江实施天然林禁伐，全面关停并转了森工、造纸等企业。丽江市林业局副局长杨向勇说：“5家重点森工企业的2000多名员工，全部从砍树人变成了种树人。”

　　从养鱼能手转为洱海卫士。在洱海沙坪湾，记者遇到了正在打捞水葫芦的杜子钧。62岁的老杜是西闸尾村村民，曾是村里网箱养鱼协会的会长。1987年，村里有200多户在洱海搞网箱养鱼，网箱越来越密，导致水质不断恶化。洱海蓝藻爆发后，全面取缔了网箱养鱼和机动渔船。2003年，杜子钧成为第一批洱海滩地协管员，去年被评为大理市洱海卫士。如今，他每天早上沿环海路捡拾白色垃圾，下午划船打捞水面的浮游物。“保护洱海，是信念，更是责任。”他说。

　　发展观念的转变，留住了云岭大地的绿水青山。通过实施环湖截污、入湖河道整治、湿地建设等工程，五百里滇池重现白浪碧波，成千上万的红嘴鸥翩飞起舞，让游客流连忘返；“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美景让大理生态游成为新亮点，去年旅游业总收入增长超两成；迪庆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树木上挂满了浓密的松萝，这种只能生长在纯净生态中的植物，是滇金丝猴最爱的美味。

　　云南省环保厅副厅长高正文介绍说，“十二五”期间，云南省森林覆盖率达55.7%，同比提高了2.8个百分点，金沙江干流出境三块石断面水质稳定达到或优于三类，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9.8%，全省85%以上典型生态系统和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得到了有效保护。

　　长效，靠自觉更靠制度

　　久久为功。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任务，既要靠大家的自觉努力，更要靠周密的制度建设。

　　在“奖”的一面，生态质量与财政扶持挂钩。云南在全省129个县（市、区）开展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量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充分调动起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性。去年全省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共达38.85亿元，参照各项考核指标，对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发生变化的30个县进行了奖惩共计约1.3亿元。

　　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还成为政绩考核的“指挥棒”。据介绍，云南省对限制开发区和生态脆弱的19个一类贫困县取消GDP考核，对二类贫困县弱化GDP考核。与此同时，对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的考核力度不断加大，积极探索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

　　在“罚”的一面，环保执法力度不断加大。泸沽湖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去年12月，丽江市环境监察队对泸沽湖周边的小宾馆、小饭店进行突击检查，发现其中3家存在偷排、漏排污水情况。“根据新环保法和‘水十条’，我们对商户下达了停业整顿通知，每户罚款5万元，并将主要责任人移送公安机关。”丽江市环保局副调研员李之寿说，“这种处罚力度是以前没有的”。

　　为了不让洱海重蹈滇池“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大理州积极探索生态保护的体制机制改革。设立了云南省首家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由州委书记、州长任主任，建立起“山水林田湖”保护治理的统筹协调机制；通过地方立法，颁布了10个生态文明建设有关条例，编制了《大理州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积极探索洱海流域治理的生态补偿制度，2014年起，洱海流域下游大理市每年对上游洱源县拨付1500万元生态补偿资金。

　　“体制机制创新为洱海流域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大理州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朱智云介绍，“十二五”期间，洱海水质总体稳定保持在三类，累计30个月达到二类，比“十一五”多了9个月。

　　去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主动提出在洱海边留影，对当地干部说，“立此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如今，云岭大地处处涌动着“立此存照”的决心，守护好母亲河的金沙碧水，为流域发展播撒绿色的希望，期待金色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