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云儒）这辈子我搬家少说也有七八次，书架换了七八代，架上的书不停地流动，越换越现代，装帧也越来越高档。但有一套叫做《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内部资料”书，却始终占据着书架的一角，岿然不为时尚所动。
　　
　　这套书共6本，书脊破损不堪，内文黑不溜秋，其中有美国约斯特的《新闻理论》、斯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等等。这些书改革开放以后都多次公开出版了，并不稀奇，当时，却是绝对禁止外传的大毒草。记得我们拿到手时，一则有揭秘探胜的窃喜，一则又有害怕中毒的恐惧。
　　
　　这套书印制于1960年那个特定的年代，前苏联撤销援助，“帝修反”联手卡我们，加上天灾（干旱）人祸（狂热的大跃进），国家穷，老百姓也凄惶。但“反修”斗争依然搞得如火如荼。我当时求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加班编印的这套内部书，就是专供新闻系学生反帝反修用的“反面教材”。书不厚，6本加起来也就新版《汉语大辞典》那么厚薄吧，尺寸比小32开似乎还小一点，放在哪里都矮人一头。书皮用的是近乎马粪纸的劣质绿纸，绿得很不正常，绿中泛灰，正所谓“面有菜色”，暗寓着那个年代的饥肠辘辘。
　　
　　整个一灰姑娘，我却舍不得她，看重她。确切说，是十分尊重她。所以尊重，主要是两点：
　　
　　一是因为书的内容。她在我这个求知欲极强而又极喜新论新思的年轻人心里打开了一扇窗子：原来新闻理论竟可以是这样的！原来在列宁的党报理论之前或之后，还有这么些叫人不敢听又忍不住要听的见解！我最早知道了新闻的传播学本质，知道了可以不仅从政治学坐标，还可以从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接受学、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等等无比宏阔的背景上来理解新闻理论、新闻写作、新闻事业。六本书还未读完，便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这还次要，更主要的是这套其貌不扬的书，储存着我的青年时代，我的大学生活。像一个封存已久的记忆库，一打开，许多人许多事便活起来，发出一种醇酒的香味，激活着我的生命。要说清那些人和事，得写厚厚一本书，且按下不表，今天只说参与编选的三个人。
　　
　　一个是王前，教报刊史的老师。大家所以对她格外关注，始于听说她曾是刘少奇的妻子。她个子不高，平易近人，热情忙碌，与别的女教师并无多大差异，但她把一个宏大时代、一个领袖人物，很个性也很人性地拉到了我们面前，青年人便总忍不住好奇地打量她、揣度她，总想在她身上多少捕捉一些党史和领袖圈内的信息。为了她，我们还常常当然地会流露出一点不平和悲悯。
　　
　　还有一个就是林昭，她比我高三年，是由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人大的，来时已戴上了右派帽子，加之有病，所以并不上课，在系资料室帮忙。这是个张志新式的人物。1954年以江苏最高考分考入北大，才气横溢，思想敏锐，经常反思社会主义运动。打成右派后非但不认罪，后来又公开为彭德怀喊冤，书面建议中央学习南斯拉夫，终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在苏州狱中，她惨遭折磨仍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观点，被秘密处决，父母因此亦先后自戕。20多年后，北大为林昭平反，追悼会上有一挽联，上联一个大“？”号，下联一个大“！”号，说什么呢？一切皆在不言之中。
　　
　　又一个20年过去，到了最近这五六年，林昭的事被一位叫胡杰的青年制片人知道了，他用整整五年时间，自费跑了上万里路，执著采访了80多位知情人，以感情溶解结冰的心，用责任撬开上锁的嘴。林昭坚贞不屈的悲惨遭遇才逐渐被发掘传播开来，在社会上、在网络上，特别是青年人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胡杰为此倾家荡产。
　　
　　林昭和张志新都出在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正义和良知的代表。极左浪潮最喧嚣的时候，她俩挺立如中流砥柱，用生命合奏了一曲“正气歌”。她们都是女性，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是她们用柔弱之肩担起了民族道义，而号称铮铮铁骨的须眉男子如我辈，都哪里去了呢？每思及此，愧疚便油然而生。
　　
　　这些都是后事了，在学校时我并不知道。只感到这个林昭有点神秘，除了跟着王前老师编“内部资料”，见人不太搭腔。她住在人大铁狮子胡同校区一幢两层楼中，那里曾是北洋军阀时代段祺瑞的执政府。她没有资格和我们一起住宽敞亮堂的学生宿舍，她是另类，只能住在楼梯下面转不开身的斜坡小暗室里，那本是放扫帚拖把的地方。但我发现过她和一位男同学的爱情，我每晚熄灯前由图书馆匆匆赶回宿舍，总能碰见林昭和一位男生在“铁一号”的林阴环道上散步。那男生我认识。他们总是谈得很热烈，这才知道他俩内心并没有沉默。
　　
　　此人便是与“内部资料”有关的第三个人，甘粹。甘粹也是高我几年的同学，也被打成右派，也在系资料室帮忙，也跟着王前老师在编这套“内部资料”。他和林昭观点、志趣相同，加之朝夕相处，发生感情应在料想之中。有点幽默的倒是，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资料，却仰仗两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来编，以供无产阶级们使用。好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幽默俯拾即是，也便见怪不怪了。
　　
　　三个人中，我最了解甘粹了。记得一年级乍入学，便将我们和三、四年级的同学混编成几个大班，在一起反击右派。因为我们这些1957级的学生，春夏两季都在中学备战高考，基本没有参加反右斗争，这样编班带有补课和再教育性质。我们和高年级一起学文件，一起以人大和北大两位著名全国的学生右派林希翎和谭天荣为典型个案，分析他们的反动实质，还参加了林希翎的批判大会。接下来，便抛出了甘粹。要大家根据他在运动中的言行，讨论“是否”应该划为右派。
　　
　　我那时刚满17岁，是新闻系年龄最小的一个，连人情世故都不太懂，遑论政治斗争了。我不懂得这个“是否应该划”的“是否”，其实只有一个答案，那便是内部早已定下了的“是”。甘粹必须是右派，别无选择。如果你主张“否”，实际就否定了系党总支的决定。不幸的是，一年级有两位同学，即从部队转业的赵全章和我，却傻乎乎地认真准备了大会发言，为甘粹据理力争，认为不应该划，不划为好，并同另一种意见展开了辩论。结果可想而知，甘粹不但划为右派，而且划为极右。赵全章是党员，党内受到严厉批评，我因是胁从，年龄又小，幸免于难。由于这个缘分，我和赵全章终生都是好友。
　　
　　林昭和甘粹的爱情，因为林的入狱戛然而止。甘粹被分配到了新疆，直到三中全会平反后才调回京城，安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是搞资料。我不知道他是否保存着这套“内部资料”，不知道他是否时常翻阅。当林昭的事在全国传开，甘粹学兄，你在哪里？……
　　
　　你看，关于这套书仅仅说了三个相关的人，而且如此简约，文章的篇幅就亮起了红灯，我得赶快刹住自己的秃笔。我想说，因了以上点滴的回忆，这套“内部资料”内涵是大大拓展了。由几本书，变成了几个人的命运，变成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弯道。她不只储存着我的青春记忆，也不只属于我个人，她记载的是我们民族一段应该千古警示的历史。
　　
　　我和我的书架，不过只是代为保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