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言)我跟平凹先生年龄差不多,出身也很相似,都是从小生活在农村,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70年代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社会的动乱,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猜忌、斗争,以及在社会变革这种大浪潮当中,各种道德、价值观的碰撞、混乱、发展、进步、沉渣泛起以及光彩照人等各个方面。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批人的作品,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时代密切相关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时代,也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批作家,当然也就没有我们写出来的这样的作品了。
贾平凹和莫言(图文整理:西部新闻网总编张龙)
尽管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各自的特点。比如平凹先生的故乡在南北会合地,这种南方的灵秀、北方的粗犷,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心理的影响,以及西北地区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这形成了贾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层创作心得。这跟我们老家山东高密这个地方不太一样,他是听着秦腔、喝着秦岭的水长大的,我是听着猫腔——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戏长大的;他吃着稻米或者吃着小麦长大,我吃着红薯或者玉米长大,所以研究这些很具体很物质化的东西,也许是可以展开创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钥匙。
平凹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了,改革开放后他是最早冒出来的一批作家,但是,我们现在想一下,跟贾平凹先生同时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经不写作了,很少看到他们的新作,即便偶尔有新作也很难有新的气象,而能够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下来的作家屈指可数,平凹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而平凹先生的这种低调、谦和、厚道,我也是很有发言权的。
西部新闻网总编张龙和著名作家贾平凹
西部新闻网总编张龙陪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参观兵马俑
几年前,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一篇给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就是贾平凹先生写的,他写的是关于名字的问题。1986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莫言的人从新疆拍来的电报,让去迎接他。当时我跟他素不相识,没有任何交往,但是,我们被困在兰州,要在西安落一下,找不到一个熟人。后来我说试一下,给贾平凹拍封电报,写陕西省作家协会贾平凹收。
火车晚点四个多小时,到广场一看已经没有人了,我们几个同学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喊贾平凹的名字也喊不到人,后来他们说你别在那儿自作多情了,你也不认识人家、也没有任何交往,人家凭什么接了莫名其妙的电报就跑这么远来接你呢?后来我觉得大家说得对。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我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平凹真去接我了,他骑自行车去接我,举了一个皮包,皮包上写了两个字——“莫言”,到处问,却没人回答他。这真是一段佳话。我知道后也在想,换到我身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干吗要接他?而且在广场转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欠了平凹一顿饭。
平凹先生在陕西作家、甚至在中国作家里,在他这个级别的、这个年龄段的作家里,是出国最少的一个,他出了寥寥无几的几次国,而我们前几年经常一年出去五六次,最多的时候一年出去八九次。平凹兄在陕西作家里面是出省最少的,他来北京的大学都是屈指可数。而我们这几年,可能全国起码1/3的大学都到过了。平凹先生出国少、出省少、应酬少,但是一直在闷头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最多,作品的质量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而且在不断地否定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近40年的时间里,他对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在各个方面、各种文体都有创造性的贡献。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把贾平凹漏掉,那是不可想象的。
实际上,作为他的朋友兼他的读者,我出道要比他晚好几年,当年读他的《满月儿》《商州》那些大散文就感到受益匪浅。我的名字叫莫言,但实际上讲话很多,废话更多;平凹先生不叫莫言,他的讲话真少,但是名言很多。我记住他两段名言,一段是关于男人的装饰问题,他说男人不要穿新衣服,男人关键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脚、一个是头,把皮鞋擦亮、把头发梳光就可以出门了,这让我们当年这些买不起衣服的人很受益,先买双新皮鞋,然后买一盒发蜡,出门把头发抹光、把皮鞋擦亮,就感觉到上下光彩照人了。
另外,平凹也讲过关于他的普通话的问题,平凹先生曾说,普通人才讲普通话。毛泽东讲普通话吗?周恩来讲普通话吗?他们都不讲普通话。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也可以证明贾平凹先生是伟大的作家,因为他也不讲普通话。他的方言跟他的创作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