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谈散文之二
谁的散文将被写进历史
——《2004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序言
红孩
进入新世纪已经第五个年头了。大概离过去的世纪太近的缘故，人们在议论历史的时候，口头上还总爱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如何，那感觉仿佛故事就发生在昨天。或许是从多少个世纪以后考虑，现在的新闻出版规范中有个规定，即在50年代、60年代前一定要加上20世纪。否则，几千年过去了，谁知道你说的那个50年代、60年代是属于那个世纪的。
我很佩服现代人的史志意识。尽管很多人连同他们的作品非常速朽。最近，我有幸参加一本《中国当代散文史》的出版研讨活动。据我所知，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类似这样的史志性的散文书籍能有六七本，如果再加上”百年百篇”一类的选本，估计至少在十五六本以上。我总以为，大凡写史、编史之人，他们一定会有超人之处。细想之，有两点必须具备，一是勇气，二是智慧。所谓勇气，一要坚持客观性，二要坚持独立性。客观是对历史的客观，独立是自己人格的独立。智慧，是写作技术的选择问题，一是能充分调动自己资料的积累，包括感情和思想的积累，另一是怎样引领读者认识、接受你的问题。接受有两种，一是接受你所叙述的那个曾经发生的历史，再一个是接受你对那个过去的历史的态度。这就给人们提出两个问题，即:历史是否真实；写作者评价历史是否公正。
20世纪的白话文学无疑是绚丽多彩的。任何文学史家大书特书都不为过。总的来说，写现代史的较多，写当代史的较少。时下，给领导、名人、大款写传记、报告文学的很多，大多是歌功颂德、胡乱吹捧的东西。就散文而言，关于古代、现代的部分让人看上去还基本信服，当代的诸如“百年经典”“20世纪散文十大家”“建国五十年散文经典”一类的东西就很难令人服气，起码我不服气。因为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选家的个人意志，同时还兼有市场的操作问题。当然，不管怎样说，有人有组织能干这种事，总不是坏事，大不了可以做个参照物。
话又说回来，像搞中国当代文学史，也包括中国当代散文史研究，不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谁搞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因为你要写的对象，大部分还活着，有的甚至很活跃。特别是散文，近二十年更是热闹非凡，各种风格流派层出不穷。本来，评论作家作品的得失，是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者最为正常的工作，然而，在文艺批评近乎失语的今天，谁要是发出一点独立的声音，很快就会遭到作家的不满。唯一的理解就是，当前的文学已经市场化，文学与市场、官场的接轨变得自然且密切，你一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人家的进步。多少年来，散文界的理论建设一直十分薄弱，其关键就是批评的声音太少(对余秋雨的批评倒是不少，只可惜大多与散文无关)，相反，吹捧、造神之声却十分鼎盛。
看一部文学史，散文史，抑或是什么经典选本，一定要考虑编选之人的局限性，任何人都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此，我通常把批评史、文学史、选本看成是一个人的批评，一个人的排行榜，一个人的史记，也当然包括一个人的当代散文史。过去，就有人曾经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想来这话非常深刻。我在看一部文学史、散文史的时候，总要看看史家们的评述里有多少公共话语，有多少自己的语言。我以为，当下多出几本散文史，散文选本不是什么乱事，出得多了，不是权威没了，而是更丰富了人们的视野。本来谁也不是谁的权威嘛!
作为散文的创作者，能有作品入选“某某散文史”“某某散文经典”固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也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你入选的那个“典”充其量不过是某个人设置的，这个“典”能否成为“史”还有待于时间的淘洗。同样，作为一般的读者，散文爱好者，也应该保持这样一种心态，否则，你就不能客观准确地去把握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史。
本文的题目是——“谁的散文将被选进历史”，这话听起来挺庄严神圣的。其实你也不必就此被吓住。我在《2003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的序言《散文应该这样》中曾说，在语言平白朴素达美的前提下，散文无外乎有三种成分:第一，提供多少情感含量；第二，提供多少文化思考含量；第三，提供多少知识含量。今天，我把以上三点认识具体化，即散文创作可分三种类型:生活积累型、艺术感觉型和文化思考型。在此平台上，散文创作的题材越宽泛越好。不论是哪种类型，只要写好了，都不失为一篇好散文。只有好散文，才有可能被写进中国散文史。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将今年所编选的《2004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在题材的大致分类上，分为“美文之美”“苍生之情”等十个部分。为鼓励对散文形式的探索，我们还有意安排了一个“实验之坊”，希望读者能对此发表高见。
好了，这些毕竟都将属于过去的2004年。其个中甘苦，还是由每个人自己去品味。
红孩，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鲜明符号。他是散文的创作者、编辑者、研究者，也是散文活动的组织者、推介者、信息发布者，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中国散文的发展态势，你也可以了解到红孩对于散文的最新发声。红孩说：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