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真是很叫人痛惜的一年，不断有亲人和友人离世，也就有写不完的祭文，除了天地，友亲师一个个纪念，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悲伤可以付出。人到中年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加入到走向死亡的队列了，排在我们前头的是我们的长者，我们一路跟随着，看着长者们一个个走下去，直到我们自己也走到死亡面前。所以每一个人的死亡，都会在我的心头引起震撼和哀伤，再不像年幼时候那样，对死亡漠不关心。死亡，真地来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记得我母亲曾经说过，每一个世上的人，都有天上的一颗星与之对应，当那个人出生的时候，天上的这颗星也就升起，当他死亡的时候，那颗星也就陨落了。我小的时候，常常在静夜里仰首寻找那颗属于我自己的星，但是天上的星那么多，哪一颗属于我呢？后来，母亲又说，做大事的人，他的星就明亮。但是我始终弄不清，我的星应该有多亮？

张贤亮的星应该是明亮的吧？但是，最近也没有听说什么地方有巨星陨落，他却死了。

我不知道张贤亮在死的时候，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但是我可以猜测他的死，也没有摆脱这几年中国人治疗癌症的基本程序——发现，手术，化疗，放疗，无休止的疼痛，无休止的怨恨，最后在绝望中死去。这是何等凄惨的一件事呀！中国人常说的不得好死，似乎都是医院赠与我们的。

张贤亮到死的那一刻看见了什么？他在想什么？我猜，那一刻，一定有一个或者几个美女，赤身裸体的美女，出现在他的床头，他一生前半截就缺这一口，后半截就好这一口，所以他再一次把持不住，跟随女人去了。他甩掉了那个让他痛苦异常的皮肉，跟随美女而去了。他能去哪里呢？他不会上天堂，天堂里的神仙，都是不好男女私情的，那不合他的胃口。对了，他一定去了泰西斯塔在《年代记》里记述的那个古罗马最大的温泉里，和诗人西塞罗一起，在一群神女的肉体抚爱下，高谈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然后，把葡萄美酒喝得晕晕的，再去补他一生都认为缺少了的那一课。

在我的印象中，张贤亮的一生始终处在禁欲与纵欲两个极端形态中生活，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

张贤亮比我大25岁，他在给我题词的时候，总是把我称作贤弟，我也就姑且受之，其实我们可以算作两代人。他在25岁之前的那一段岁月，是我不曾经历的，我只知道他是上海的公子少爷出身，他的祖父曾经是留学过剑桥的，是我们国家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大知识分子。但是，到他父亲这一代，却赶上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岁月，毛主席带着一伙人，就像明教的张教主一样，使了一招乾坤大挪移，于是，江河倒转，日月无序，一切都颠倒过来了。

张贤亮50年代初从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上海，到了中国最荒凉的地方宁夏，那时候他也就十八九岁吧，在一个农场当民工。被颠倒过来的乾坤显得日光炎炎，辉煌一片，从祖上遗传下来的才情使他有点把持不住，他也就尽情发挥自己的才智和激情，写了几首马屁拍得震天响的诗歌，他想靠这些马屁诗来体现自己的才智，等着别人赏识，好加入到那个热血沸腾的团队里去。但是，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马屁竟然拍到了马的伤口上，被一蹄子踹翻了。张贤亮最著名的诗歌《大风歌》虽然才情无比，但是却幼稚得近乎疯狂，在这首诗中他把自己比作大风，高喊了三声“我来了”，要改变世界，让日月更颜，让江河变色。结果，他就像北京奥运会上的刘翔一样，我来了，我跌倒了，我被搀下去了。但是，张贤亮没有刘翔幸运，搀扶刘翔下去的是他的教练，搀着张贤亮进去的是几个警察。

从此，张贤亮，一个20岁的小年轻，还没有来得及粘一下女人，就变成了右派分子，此后又升级为反革命分子，进监狱了。于是，张贤亮的禁欲生活开始了。

张贤亮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后人，对任何事情的狂热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他的狂热显得更富有悲剧色彩。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旅行者，看见一群很英武的人走过来，他高喊一声“英武呀”，想通过拍马屁，让别人接纳自己，好加入人家的队伍，结果这群英武的人却看他不顺眼，把这个孤独的旅行者揍了一顿，还关进了监狱。

张贤亮进监狱的第5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此后的情景也就用不着听张贤亮去追述，我自己有自己的体验。我从小是喊着万岁，看着残暴长大的。那时候，我常常能看见被在脖子上挂了破鞋，推搡着羞辱着游街的女人，她们的罪名是女流氓；也常常能看见被用麻绳死死捆住的男人，他们的罪名是男流氓。所以，性在我们心中是那么的丑恶和无耻。甚至，我们都十几岁的时候，还在一起讨论，人是不是都必须干这种羞耻的事情。

我在这里的记述，无意于贬低我们那个时候的领袖，因为我现在已经老了，排在死亡的队列里，也可以理解任何人和事了。有一首歌里唱了，那个领袖，是天上不落的红太阳。没有太阳固然黑暗，但是，太阳不落也很恐怖。不落的太阳会使万物焦枯，得不到润泽和生息。既然那个太阳永远不落，他就不会让人民过应该属于夜晚的生活，而那个属于夜晚的最美好的事情，在他眼里，就是最耻辱和最邪恶的。红太阳有没有夜生活，我们却不知道。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夏朝人送给他们那时候的红太阳的诗：“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夏朝人喊，红太阳，你什么时候灭亡呀？我愿意和你一起死。这给我们一个教训，再能行的人，都不要轻易认为别人离不开你，当你觉得别人非得你的照耀才能存在的时候，你也就到了别人喝倒彩的时候，时日曷丧就会唱给你听。

领袖是不落的太阳，我不知道创作这首歌的作者是谁？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瞎子，他看不见日出日落，所以他也就不懂得大自然的基本规律，睁着眼睛说出些瞎话，问题是我们那时候七八亿人，似乎都是瞎子，把一首胡说八道的马屁歌唱得山响，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也以为自己是不落的太阳，可以强迫人民，在黑夜中点着灯去生产，而不允许他们上床做爱。所以，这一切的责任，都不是领袖的错，而是这首歌的作者，那个瞎子的错。领袖是伟大的，瞎子是无耻的。

那个时代，在红太阳的照耀下，张贤亮是被照进了监狱的，我也弄不清监狱的太阳，是不是也很红，也永远不落，反正在他的书中，我看到的永远是饥饿，胃的饥饿和性的饥饿。

据张贤亮自己说，他在39岁之前，是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他40岁，才和一个女人有肌肤的接触。张贤亮是1936年生的，他40岁的时候，应该是1976年，也就是红太阳陨落的那一年，我能想象，那一年，当张贤亮走出劳改农场，像一个饿狼一样，首先狠狠地吃饱肚子，然后，干了一件他饥渴难耐的事情。

人就是这样，当你饿着肚子的时候，你会只有一种想法，当肚子吃饱了，就会衍生出各种想法。张贤亮吃饱了肚子，也接触上了女人，饥饿平息了，他的文学梦也开始了。

在人类历史上，禁欲主义是从哪里来的？是谁不但要管住别人的头脑，还要管住别人的裤带？我几乎通读过孔子的全部文章，在孔子的文章中我没有找到他关于不许别人解裤带的教导。反倒是他在《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话过去在断句的时候常犯错误，一般都断为“饮食男女”，我认为应该从中间断句，断为“饮食、男女”。因为孔子在这里是要讲人性的，他强调人生不过“饮食”和“男女”两件事，是人的根本需求。饮食就是吃饱，男女就是男欢女爱，繁衍后代，只有满足了这两件件事，人类才能和谐发展。

张贤亮虽然小说写得很好，但是他读的圣贤书不多，在他的小说中，比如《绿化树》，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反复呻吟的都是饥饿，食物的饥饿和性的饥饿。他不知道孔子在几千年前就把他看透了，他需要的就是“饮食和男女”，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满足他的这种饥饿，他只能躺在冰冷的土炕上，忍着饥饿，做女人的幻想。

据张贤亮自己说，他那时候身体很好，一次能扛得起300斤的粮食，挖沟渠每一次都比别人快得多，他之所以要快，就是为了能够比别人更早地去排队吃饭。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张贤亮的这句话，正好注释了禁欲主义者禁欲的目的。当一个人饿着肚子的时候，他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就是吃饭；当一个人没有性生活的时候，他即使吃不饱，也有使不完的力气去干活。这是一个非常蹊跷的现象。

其实，禁欲主义曾经是一个高尚的主张，它不来自我们的领袖，他来自西方。因为西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淫乱的国度，不管是古罗马还是古希腊，不管是传说中的神祗还是世俗中的王公贵族，在古代，他们的裤带都是相当松的，甚至都没有裤带。神话中的诸神都是淫乱不堪的，他们神神交配，神人交配，配得乱七八糟，最后都不知道女人怀上的是谁的孩子。所以，西方人大都没有姓氏。这种淫乱引起社会的奢靡、享乐之风盛行。那时候，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国王每天都泡在澡堂子里，召唤许多美女和社会名流来洗澡，我前面说的那个诗人西塞罗就常常在喝足葡萄酒之后，把诗写在美女的屁股上，而国王就趴在屁股上读诗，读完照着屁股拍一巴掌，大喊一声好诗，又奖励几个美女给西塞罗。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古罗马就是灭亡在淫乱上的。

我们人类是很聪明的，我们人类常出问题，但是最后总是有更聪明的人想出办法来补救。在古罗马、古希腊灭亡之后，就有许多人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禁欲主义的主张，他们说人类的智慧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最伟大的，而肉体的享乐是下流可耻的。于是，就有许多人响应，西方许多所谓的圣人都是禁欲主义者，比如圣安东尼、圣方济各亚西西还有大卫·奥古斯丁·贝克尔。而各种宗教几乎都是禁欲主义的。各个宗教的领袖如释迦摩尼、老子以及伊斯兰教的领袖默罕默德都主张禁欲。我们中国在宋代兴起的理学，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禁欲主义者把孔子说的人的最大需求“饮食、男女”作为首要的禁绝对象，在西方许多圣人不吃饭，靠饥饿来提升智慧，而东方和西方宗教的共同之处都要严格地戒除男女之爱。

但是，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个人的禁欲主张，都仅仅局限在信徒的范围内，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禁欲主义据我所知有这么几次，一次是清朝末期的太平天国，一次是德国的纳粹，还有就是从20世纪初一直蔓延到21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

禁欲主义往往都是对于自己的信徒实行的，它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强行灌输所谓的崇高理想，把理想说成至高无上的，把欲望说成卑鄙下流的，而禁欲主义要施行自己的主张，必要的手段就是把信徒集中起来，互相监督防范，在不断的洗脑中，把正常人的欲望扼杀下去。但是欲望是人生具有的，它会在不自觉中恢复，比如张贤亮，他会在夜晚时不时地想起女人，想起那些能滋润自己心灵的肉体。但是，长期的洗脑会让人有罪恶感，所以，在张贤亮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能感觉到他灵魂的不安和救赎。

我们永远要警惕的是，当一个人开始干涉你床上的生活，那说明一个暴政的时代开始了。

我小时候也生活在禁欲主义的氛围中，直到张贤亮从监狱中出来，他的小说《绿化树》出现在我的床头，我才第一次开始正视人性的存在，张贤亮启迪了我的青春，催生了我的第一次成熟。

但是，此后的张贤亮开始和中国社会一样，物极必反，开始向着纵欲主义的方向发展。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张贤亮就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他的遗体就放在宁夏殡仪馆的化妆间里，此刻是2014年9月30日凌晨3点，再过9个小时，他的尸体，就是他用来实行纵欲主义的身体就要付之一炬。他的灵魂就会彻底脱离他的尸体，而飞升到另一个宇宙空间中去，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对这具曾经忍受过饥饿和苦难，又纵情享乐过的遗体，以怎样的姿态来告别。

我第一次见到张贤亮是在1992年，那时候张贤亮是国内甚至国际知名的作家，他又因为读过《资本论》，就常以作家兼经济学家自居，那时候镇北堡的西部影视城已经有所收获，他的声誉和财富给他带来了纵欲的可能。

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的气派就很大，高高瘦瘦的身材，显得很是儒雅，他不像普通南方人那样脸庞瘦小，他是一张比较开阔的国字脸，双眼有神而柔和，戴一副金丝边的眼镜，鼻直，唇薄，有些微微的驼背。张贤亮说话是带有些许南方味的普通话，声音浑厚但有一丝沙哑。他是对人不冷面的，有客人来，必定起来迎接。我走进门的时候，他就走出来迎接我，他是经过20年监狱生活的人，最懂得人情世故的。

张贤亮见我是在文联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是我那时候见到的最奢侈的办公室，五六十平方大小，整个铺了一张华丽的纯羊毛地毯，顺墙而立的博古架上摆着各种古玩和他在世界各地获得的奖章。他把我迎进办公室后，在他自己一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坐下来，迅速，就有两个长相不错的姑娘上来，一个给他沏茶，另一个给他揉肩，个个都柔情款款的。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小皇帝样子。

那时候，张贤亮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奢华和纵欲。我经常和我们陕西作家相处，和张贤亮比起来，陕西所有的作家都显得寒酸和灰头土脸。陕西所有的作家都出自农村，是一幅厚道的农民形象，而张贤亮是旧上海资本家的样子，这种样子我过去只在电影里看见过。

那时候我只有三十岁，张贤亮可能五十五六岁，我在张贤亮面前显得稚嫩而寒酸，但是，张贤亮却对着我高谈阔论，讲了许多他个人的经历和对政治的评价，他身后的两个女人不时地赞许他，莞尔莞尔地对着他笑。最后他还给我的一本书题了书名。

报复性的纵欲主义是改革开放后的一大社会特色，而且越是在早期受过苦难的知识分子，纵欲主义越严重，比如周而复，他跑到日本去访问，不访问文化，却去访问妓院。张贤亮的纵欲主义也带有报复性质，它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他反对一夫一妻制，甚至在他临死的前一年，高调宣布自己有20多个情人。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张贤亮去西安开会，因为带一个女人在宾馆，被西安市青年路派出所抓进去。张贤亮当时很气恼，对着警察大喊，他是政协委员，警察没权利抓他。没想到那警察问他：“你知道这是啥地方不？这是西安。你知道西安事变不？蒋介石知道不？那是委员长，我们西安人照样抓他。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委员。”张贤亮见自己的官职压不住警察，就说，他是作家，就是写《牧马人》的作家。警察看了他半天，说：“《牧马人》里的男人是朱时茂，你还冒充朱时茂？你得是当我眼瞎了认不清人？”

青年路派出所把张贤亮审问半夜，最后还是陕西省作协领导出面，才把张贤亮领出来。张贤亮说他从此再不去西安了。

张贤亮和警察的对话是我虚构的，但是，这件事情却是真的。至于他带着女人干什么，谁都不知道，在那个禁欲主义快要解除的年代，带着女人住宾馆，那是要被抓的。

1996年5月21日照片（西部新闻网整理），左起：张贤亮、石岗、张敏。（高建群摄影）

我在1996年夏和作家张敏、高建群一起到宁夏，再次拜会张贤亮，那次张贤亮依然很摆阔，很奢侈，红袖在不断添香，美女从两个增加到四个，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美女伺候着，看得张敏和高建群直流口水，当然我也不例外。张贤亮给我们写了许多字，他不愧是中国当今不多的大才子，他给我写王维的句子“大漠孤烟直”的时候，把“直”写错了，他稍一沉吟，就改成“大漠孤烟甘寂寞，长河落日自辉煌。”他给高建群题写了“春秋多佳日，西北有高楼”的句子。张敏兄和张贤亮本来很熟，他们是老朋友，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无拘无束，玩笑不断。张敏让张贤亮给他写“以笔做剑，横扫文坛”八个字，张贤亮写了，但是在署名的时候，张贤亮弄不清是他自己横扫文坛还是张敏横扫文坛，犹豫片刻，就加上“录张敏贤弟句”几个字，我们看了都大笑。说老实话张敏的才气不在张贤亮之下，两个人的风流也在伯仲之间，张敏之所以没有张贤亮名气大，我认为，一个原因是张敏没读过《资本论》，风流不到地方上，第二个可能是张敏的名字太俗气吧，再加上他生长在陕西这块地方，文人多如牛毛，他这根毛就不容易露出来，但是张贤亮对张敏却十分地友好和敬重。

那次张贤亮陪我们吃饭、参观他的影视城。在影视城里，他指着墙上挂着的他母亲的巨幅照片，得意地说：“我把我妈挂在这，不管是谁进来，包括总理或者主席，都得仰视我妈。”

我永远会认为，张贤亮是中国20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他的真，虚伪或者作假似乎都和他没有关系，他的作品，不管是早期的马屁诗作，还是后来的几部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的作品，都显得那么情真意切。他用他的真，撕开了那个时代的虚假，唤醒了无数人的人性。他的做人更可以称为真人，他的饥饿和纵欲，从来都做得光明磊落。他最自豪的永远是他纯真的人性。在这个到处充斥着虚伪的时代，做一个真人，是何等不易呀！

我会向张贤亮的遗体三鞠躬，来感谢他曾经唤醒过我的人性。（文/石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