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一些网络“流行语”出自某些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之口，比如“俯卧撑”、“躲猫猫”、“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某地方政府大楼被质疑过于奢华，当地政府新闻办公室回应称“为的是方便服务群众，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后却被曝群众“门难进”，甚至禁止拍照；网民吐槽到某省旅游屡次“被坑”，该省旅游局发言人回应称“有批评声很正常，游客永远都是嫌价格贵的”；某地一公职人员被曝“赴澳门豪赌”并经证实，而当地政府曾第一时间回应称举报不实……

“在一些事件中，如果相关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要么言辞怠慢、糊弄群众，要么言之凿凿、妄下定论，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政府威信会受到伤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竹立家认为，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承担政府公共职能，在代表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直接交流时，其个人言论失谨失信、出现硬伤，更可能牵动敏感神经，导致矛盾激化。

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成功实践后，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加速发展，成为政府部门发布权威声音的重要平台。本刊记者近日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表示，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专项职能不可或缺，而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履职水平尚不能适应需求。特别是，有些政府机关“一言堂”的话语权格局，令新闻发言人面临“难言之隐”，成为当前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面临的一个难题。

不发言发空言乱发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突发事件的增多，公众对于及时、准确的权威信息需求迅速增长。2003年后，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健全新闻发布机制、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强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直接推动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晋升、湖南省网宣办副主任贺弘联等多位受访人士看来，尽管新闻发言人制度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形成了基本框架，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一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履职表现还有明显的提升空间。

一是不发言。认为不必交代太多、说太多就可能犯错，出现一再错过发布有效信息时机的遗憾；对一些负面影响大、牵涉原则性问题的新闻报道，一味地封堵信息；内部联动不顺畅，对公众质询反应滞后。

二是发空言。偏重常规新闻发布，忽视网络与新媒体新闻发布；惯于讲口号性、概念性内容，缺乏核心信息。一些发言人话语体系过于陈旧，贴近性不足，有的甚至出现雷人雷语。

三是乱发言。有的对真实情况缺乏了解便匆匆表态，权威性不够、准确性不够；了解舆情的人不了解信息，了解信息的人却不掌握舆情，容易处于被舆论“撕咬”的状态。

受访人士认为，一些地方新闻发言人制度悬空、相关人员被动履职，这样会给民众留下负面印象，对政府公信力伤害更大。

张晋升表示，“不发言”往往会造成正式传播渠道的缺位、非正式传播渠道的活跃，容易让公众产生猜测或小道消息散播；“发空言”缺乏重点、言之无物，“认认真真走过场”会引起媒体和公众反感，质疑政府诚意；“乱发言”或前后矛盾、或蓄意隐瞒，则直接影响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信息不完全、不真实，通常是谣言产生并传播的“温床”，而谣言又极易引发公众不满，甚至激化社会矛盾。这样一来，新闻发言人无形中成了掩盖真相甚至传播谣言的“助推器”，其负面后果应引起高度重视。

“发言人”变“难言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政府新闻发言人的“难言”之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新闻发言的新闻等专业化素养需要提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支庭荣分析说，相当多的政府部门发言人由部门副职兼任，他们身兼公职忙于公务，没有充裕时间提高新闻职业素养和与媒体沟通能力，在新闻发言履职时往往被诟病“居高临下、行政命令、惯性思维、脱离群众、越权发挥、加入个人情绪”，显得不够专业。

另一方面，一些新闻发言人缺乏预先预判和策划意识，第一时间了解最真实信息、充分研判舆论走向、提前设置新闻议程、制定危机处理方式应对方案等专业流程落实程度还不够高。

二是对网络舆论动态研究不透。贺弘联认为，当前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与网络舆情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网络给予了相关部门民众意见的即时反馈。一个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不仅要随时掌握新闻动态，还要在社会层面对新闻的态度中总结把握社会舆论动向。

“有些新闻发言人并没有意识到，网络并不是虚拟社会。事实证明，有些事件并不是关了电脑就没事了，互联网把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同时呈现，应该被政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贺弘联说。

三是基层政府新闻发言人力量不适应需求。贺弘联认为，近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新闻事件呈现“从东部往西部发展、从发达城市向基层下沉”态势，要应对舆论发言的人越来越基层化，但这些地区基本没有专业的新闻发言人，应对能力捉襟见肘。目前，互联网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基层干部的应对能力“赛跑”，对社会舆论走向构成较大影响。

更进一步讲，新闻发言人的作用发挥也受到当前干部生态的影响。“如果没有一把手同意，发言人不敢说；如果真的有问题，发言人很难有底气。”范以锦坦言。

有学者称，从以往有些案例就可以看出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尴尬处境：既要满足上级，又不能得罪老百姓，是“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在履行职责时，普遍受到行政角色影响，往往在权衡中作出无奈的现实选择，即仅遵从部门首长的旨意，这样很难把政府部门的公共关系维护工作真正做到位。

天津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现实中一些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作用是“外围灭火”，有时候甚至成了替部门和替部门的某个人“捂盖子”的工具。应对突发事件时，仍存在内部消化、“家丑不可外扬”的惯性思维，对民众的接受程度考量不足。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评议与舆论引导研究中心主任唐远清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当是一个部门新闻公开的重要制度，是信息公开的重要环节。但如果这个部门内部决策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本身就难达到理想状态。同时，新闻发言人职能也会发生异化，在考虑保住自己职务的情况下，成为部门和领导的“喉舌”。

暨南大学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麦尚文说，现行制度安排中，新闻发言人的自由表达度不大、深陷“身份焦虑”。发言人变身“代言人”，特别是成为某种利益的“代言机器”，在一些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处置中，这种代言方式迟早会“现出原形”，被舆论围攻。

舆论引导能否“一锤定音”

受访人士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突发性、多样性及传播性不断增加，敌对势力暗流涌动、舆情应对压力陡增、政府公信力重塑迫在眉睫，这是政府新闻发言人面对的客观背景。

其一，谣言传播加速，话语权争夺激烈。有专家梳理近年社会热点事件滋生、传播、发酵、平息的规律发现，政府负面传闻有市场，涉事群体逐步扩张，舆论导向摆动频繁。热点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出现政府权威声音，老百姓才不会对谣传先入为主、盲目接受。

张宝义认为，当前一些“操手”在网络兴风作浪，一些被歪曲的民意被恶炒，及时有效的信息发布，能“狙击”那些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式的“内部信息”和“小道消息”，避免党政工作陷于被动，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二，公众意识崛起，应对能力建设滞后。复旦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方明指出，在网络时代，政府新闻发言人不说话、说空话、说错话的代价很大，这对当前各级政府机关发言人角色定位、履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三，提升政府形象，新闻发言人成为重要抓手。受访专家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满足公众知情权、引导社会舆论的有效途径，为各项工作开展创造良好环境，维护政府形象。

针对当前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问题，专家建议逐步破除一些政府部门“一言堂”的话语权现状，着力提高从业者个人职业素养，促进政府新闻发言人形成对社会舆论引导“一锤定音”的作用。

首先要重视政府新闻发言人特殊职能。张晋升建议，将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作为衡量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参照、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关键要素，明确新闻发言人的职能定位，树立其“一心为公”的职业理念。

其次，要理顺体制，充分赋权。麦尚文、支庭荣等认为，在决策层应树立信息公开观念；把新闻发言人定位于一个专业队伍而非行政队伍，完善配套体系、充分授权，保障新闻发言人话语权。

对于提升政府新闻发言人专业化程度，竹立家建议规范新闻发言人选拔流程、制定评价标准，更加注重个人丰富经历、全面学识、灵敏思维、现代观念等综合素质，并提高对新闻发言人道德和政治品质要求，选拔出了解社会和公众期待的新闻发言人。

贺弘联建议，加大投入提高基层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力度，对基层政府部门中心组成员以上领导干部、分管宣传工作负责人等展开培训，提高其公开表态能力。此外，有必要建设一支懂得网络、能基于网络数据判断事实和舆情、理解社情民意的专业化新闻发言人团队。